仇恨的政治1924年,希特勒命运悄然改变

引言

兰茨贝格监狱的监狱长亲自给7号囚室的这位犯人带来消息:他将于当天假释出狱。这天是年12月20日,星期六。在下午早些时候,35岁的阿道夫·希特勒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包括他正在写的未完成的书稿),与狱卒们一一握手,然后钻进一位朋友的汽车的后座,这是他一年多来第一次获得自由。

希特勒马上前往他在慕尼黑的家,慕尼黑是他为了推翻德国的魏玛政府而于年11月领导那次流产的“啤酒馆暴动”的地方。这次计划不周的行动使他本人因叛逆罪被判了5年监禁,也使他的纳粹党被官方认作是非法党。在希特勒获释后的第一天,一位同党问他现在打算怎么办,他回答道:“我将重新开始,一切从头来。”当时纳粹党的处境和德国民族的状况都使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那个灰暗的下午所说的那番誓言显得空洞无物。在暴动前的那几年中,他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人数发展到了人,而现在这个党已是行将灭亡了。

该党及其报刊已遭禁止,希特勒也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他还面临着被逐回到他的本国奥地利去的危险。他的那些没有被流放或仍然被关押着的追随者们已经形成相互对立的势力,为意识形态问题激烈地争论不休。没有出现一位真正的对手能够填补希特勒被捕所留下的空缺,而这位领袖本人却超然于一切争吵之外,在兰茨贝格享受着特别舒适的幽禁生活。在许多人看来,纳粹党只不过是战后又一次极端主义思潮的运动,短暂地风光一两年后,自会销声匿迹的。

希特勒检阅

在希特勒被捕的13个月间,德国这个国家也发生了变化。魏玛共和国前几年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形势使人们灰心失意,骚乱不已,极端主义组织盛行一时,而现在这种形势已有所好转。曾经消耗掉千百万家庭积蓄的通货膨胀现在得到了控制;货币稳定,就业率在上升。一次大战后强加于德国头上的、造成严重危害的战争赔款已减少到可以容忍的水平。德国工业在美国贷款的援助下正得以复苏。精明能干、坚持不懈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正着力于使法国占领军从鲁尔地区撤走,这个目标他很快就要实现了。在希特勒被释放的那个月举行的国会大选中,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势力提高了30%,而右翼的种族主义派别和民族主义政党的选票下降了一半。

魏玛共和国

纳粹党只得到了3%的选票。德国正在平静下来。希特勒旨在推翻共和国的目标仍然十分坚定。他回到他那简朴的住所后,邻居们为他准备了一个欢迎宴会。尽管纳粹党组织混乱,整个国家却稳定异常,希特勒本人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信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个狂热梦想,一个完全受他控制的好战的新生帝国。警察们知道他的被释放意味着什么。一份警察局的报告预言道:“希特勒凭借其能力将重新成为重大社会动乱的驱动力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事实上,希特勒已经在策划他的下一步行动了。

年德国的一派平静将持续到年末,届时,“大萧条”将又一次把这个国家拖入政治和经济的混乱之中。在这平静的5年中,这位曾经发动过一次失败的政变计划的狂热分子谨慎耐心地等待时机,建立起一个忠实于他的组织。他招兵买马,通过《我的奋斗》一书鼓吹自己的政治理论,加强自己作为党的领袖的地位,要求别人毫无疑问地服从,并且通过强调20世纪的宣传艺术来建立政治机器。

德国民众

在经济萧条改变了德国的形势后,希特勒变得咄咄逼人,残酷无情,施暴成性,他巧施伎俩便分化瓦解了他的政治对手,并且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惧。他一直不断地追求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梦想,狂热地、坚定不移地朝着权力的顶峰挺进。年8月,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里就已精心设计的梦想最终成为现实。他大获全胜,傲然屹立于德意志民族之上,成为帝国的总理兼总统。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里享受了许多便利之处,比如,他的囚室面朝优美的风景,下午他可以待在花园里,还有合他胃口的饭菜。正是在这里,他开始写作他最早冠名为《对谎言、愚蠢和懦弱的四年半的斗争》一书。后来,出版商把书名缩短为《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

这本书对他的过去作了简要的回顾,并对他所幻想的他自己以及德国的未来作了一番思索。全书给人以矫揉造作、杂乱冗长之感。无论就风格还是内容而言,这本书只有一位真正的信仰者才会推崇。希特勒的文体冗长无味,夸夸其谈,因此破坏了他的论据的逻辑。他的“计划”主要是他所反对的一系列东西: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国会民主、中产阶级教育、资本主义、工联组织、知识分子。他毫不掩饰他的“治病药方”,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独裁领袖的种族纯的国家,为德国人开辟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后一点主要靠牺牲苏联获得)。

在这本书带有自传性的章节里,希特勒叙述了他早年在奥地利林茨市的生活以及他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孤儿在维也纳的岁月。他写道,他在年年底母亲去世后在维十也纳度过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伤悲的时期”。他18岁时从林茨来到首都,本打算在美术学院学绘画,但遭到校方的拒绝。他做的工作都是临时苦力,帮人提包、铲雪等,后来成为城市风景和海报画家,所挣的钱,如他自己所说,“真是少得可怜,还不够满足我每天的饥饿。”说到饥饿和贫穷,他写道,“我要感谢那段岁月,它使我变得坚强,我今天仍然能够做到坚强。”尽管作为一个孤儿,希特勒从政府那儿可以拿到一小笔抚恤金,但那笔钱实在微不足道。

德国

他经常光顾为贫民开设的施粥所,睡在门道里或廉价的贫民旅馆中。认识青年希特勒的人都会惊诧于他那认真的、固执己见的个性以及好逸恶劳(他尽可能地避免体力劳动)和崇高抱负在他身上的奇妙结合。他既不抽烟又不喝酒,经常穿着一件长长的、破旧的外衣,戴着一顶圆顶高帽,帽檐下是一张瘦削的脸庞和一对大而深邃的眼睛。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反闪米特人的宣传册子,有关历史、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著作,甚至有关大众心理学的专著,他都广泛涉猎。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要归结于他在维也纳的读书活动;他曾不无得意地宣称,他以后“不得不少学点,没有什么还需要改变”。

他在维也纳的这段生活也使他认识到了“两大威胁因素,它们的名字我以前几乎不知道,它们对德国人民的生存所构成的可怕威胁我当然也不理解,它们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希特勒对维也纳政治的观察,尤其是占优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的著作,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宣传和建立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技巧。他所作出的那些关于左右大众思想的愤世嫉俗的结论后来确实起到了大作用。他写道,宣传必须针对听众中最低下的普通人。

一位懂技巧的宣传家知道他的宣传对象的弱点。激情的煽动比理性的辩论要更好。群众不要选择的自由,他们只要一套简单的教义和一个敌人,而且最好是只有一个敌人,树敌太多只会混乱他们的头脑。真理是不相干的东西。肉体上的恐惧是一种有用的制服手段。无论是什么信息,传递的方式最好是通过公开演讲:“自远古以来,历史上总是给宗教和政治带来最大轰动的力量一直是口头言辞的神奇力量,而且只有口头言辞才有这种力量。”

德国建筑

年,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离开的原因是那个城市带有种族混合的毒素。他移居慕尼黑他很高兴,这是“一座德意志城市”,他很快就有回到家的感觉。他不再是那个初到维也纳时的“半大男孩”,他现在是一个24岁的男人,一个“变得沉默而严肃的男人”。当一年后大战爆发时(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踊跃报名参加了德军。作为部队的一名信差,他在西部前线上打过好几次仗。尽管有些孤僻,他还是一名不错的军人。他在年受过一次腿伤,在停火协议前一个月的一次英军毒气战中短期失明过。

德国投降时以及创建共和国时,医院里。他认为德国投降和创建共和国是对德意志民族荣誉的侮辱和背叛。退伍时虽然仍是一名下士,但同时也是一名自豪地佩戴“铁十字”勋章的一等功臣。希特勒现在决定从事他的终生工作——政治。慕尼黑的气氛比较有利于右翼运动。希特勒在这里加入了一个反闪米特人的民族主义小政党,他是第55名成员。他很快发现自己具有演讲的天赋,几个月后他就成了这个幼小党派的领导人物,并开始向巴伐利亚听众展示他的宣传才能。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所有对他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对手,并大力支持组建一支准军事化的、装备精良的小分队,他称之为“冲锋队”。万字饰成了该党的党徽。

冲锋队

年中期,纳粹分子出版了一份日报,他们制订了一个被称作“二十五点”的秘密计划,希特勒正在纠集联合力量,准备悍然发动一次政变。这次预谋的暴动刚一交火就归于失败,但希特勒在审判席上的滔滔辩论使他成了一位全国知名人物和右翼主义英雄。这位昔日的下士4年半来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兰茨贝格的监狱里,希特勒认真思考了这次政变失败的教训,并酝酿出一套新的战略。他得出结论,与他人共谋权力是一个错误;他要自己一个人发号施令,因为没有人可以信任。他也认识到,仅仅只是推翻现存政府是不够的;一个政党必须有它自己的发展完善的组织机构,有一个影子内阁,可以随时接管垮落的秩序。

希特勒得出的第三条结论规定了纳粹党夺取政权的道路:纳粹党不应采取武装政变的战术,而应走合法的、立宪的道路。他有一次告诉一位探监人:“我们将不得不忍着耐心,走进国会与那些天主教派和左翼分子进行斗争。如果通过投票把他们选出国会比把他们枪杀出去要花更长的时间,那至少也会使结果得到宪法的保证。”一旦纳粹党获得大多数选票(希特勒曾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德国就是他们的了。从兰茨贝格监狱释放后的两周,希特勒会见了巴伐利亚州长海因里希·赫尔德,向这位犹豫不决的州长保证,他毫不惧怕国家社会党,他们是他在反对左翼党派的斗争中的忠实盟友。

他要赫尔德取消该党为非法的禁令,取消不让他发表言论以及不让纳粹党报《VB》出版的禁令。受司法部长弗兰兹·格特纳(一位纳粹支持者)的怂恿,赫尔德在2月中旬同意废除这些禁令。赫尔德曾对格特纳说:“那头野兽被控制住了。我们可以松开链条。”这话算是说对了,但后来证明这话中更多地带有某种希望。年2月26日,纳粹党报在慕尼黑重新露面时刊登了希特勒写的一篇编者按,题目叫“新的开端”。他号召争吵不休的党员们忘掉他们的差异,在他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发端者犹太人”。

犹太人

第二天晚上,他便回到他曾发动过暴动的那家啤酒馆,作了他自一年前接受审判以来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希特勒的朋友们注意到了他出狱后面部表情的一些变化。他显得更强硬、也更严肃了。一位认识他的人看出他的脸“毫无疑义地变得更坚硬有力了”。在他正式演讲前两小时,啤酒馆里早已挤满了多名喧闹不已的听众,还有多名被拒之门外。希特勒两个小时的演讲没有让他们失望。他狂叫道,马克思主义将消失,“取而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更具真理性的教义,不过实行起来具有一样的残酷性。”他将单独领导这项运动,不屈服于任何条件,“只要我个人承担责任。”在他极为煽情的演说结束时,好几位追随者欢呼雀跃,冲到前面与他握手,宣誓效忠

一位追随者写道,他的疑惑“在听了领袖讲话后烟消云散了”。在此之前,希特勒只是在私下里被称作领袖;从此刻起,他的纳粹同党也在公开场合这样称呼他了。然而,如果说这次演讲是一次成功的说服,它同时也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误,因为它引起了当局的警觉,而这正是希特勒近期来一直千方百计想要避免的事。希特勒曾明确地把共和制政府列入纳粹的敌人名单中。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位领袖当时因受到人群的狂热情绪的感染,曾宣称纳粹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敌人踏着我们的身体过去,要么是我们踏着他们的身体过去。”这对巴伐利亚政府来说是再明确不过的了,10天后,它再一次禁止希特勒在公开场合演讲,尽管这项禁令根本没有提到纳粹党或其报纸属于违法。

巴伐利亚政府的这项禁令的有效期持续了两年。德国另外17个州中只有4个州例外,其他全都同样地禁止希特勒登上公开讲坛(希特勒把公开讲坛看作是他追求权力的重要的跳板)。然而,后来证明,这些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在啤酒馆暴动之前的那几年里,希特勒一直把艾里希·鲁登道夫和厄内斯特·罗姆当作同志,前者曾在一次大战期间担任德军军需兵的司令,后者是一个被称作“前线掩护队”的准军事组织的指挥官。希特勒视他们两位为盟友,他们在纳粹党里都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新生的纳粹党在最上层只能有一个人。

希特勒

在年的总统大选中,鲁登道夫以纳粹党候选人的身份在万张选票中只赢得了可怜的21万张,为此,希特勒与鲁登道夫断绝了关系。此时,罗姆已帮助组建了另一支准军事组织“冲锋队”。这支由退伍军人和流氓恶棍组成的队伍最早是用来维持纳粹党会议秩序、保护纳粹党领袖们的,但不久他们就在大街上与对立的政治派系开始磨擦起来了。希特勒和罗姆为这帮“褐衫党徒”(即“冲锋队”队员)的地位问题以及谁来控制他们的问题经常发生争吵。罗姆坚持认为,他手下的这些人应独立于党组织之外,由他来指挥。而希特勒坚信“冲锋队”应首先忠于党和领袖,因此他断然拒绝了罗姆的要求。罗姆呈上辞职书,要求得到批准。

由于没有答复,他又写信提醒希特勒不要忘了暴动前两人之间的同志情,恳求不要否认“你的个人友情”。当这一恳求又没有回音时,他宣布了辞职。这一事件只在党报上作了一个简要的通报。他向一位朋友抱怨道,希特勒侵占“冲锋队”,是“用借来的羽毛装扮自己”。失望之余的罗姆只好去了玻利维亚当军事教练,不过希特勒最终还是把他召了回来。格雷戈尔·斯特拉塞,一个身体壮实而人挺随和的巴伐利亚药剂师,是另一位颇有抱负的党员。他是国会里的一位众议员。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蹲监狱时,他在德国北部活动过,在那儿建立了一个联系网,这使他在纳粹党里的位置举足轻重。

斯特拉塞声称自己是一位“同事”,而不是“追随者”,他不愿意按照希特勒的要求绝对效忠于他。事实上,他后来成了希特勒的党的领导地位的惟一真正的挑战者。不过在目前,他还愿意接受那位领袖的诡计多端的安排,让他负责北方的党组织。这种安排给斯特拉塞一定的自主权,使他不至于挡着希特勒的道,延缓了他们两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冲突。禁止希特勒在公开场合演讲的那道命令,以及剥夺了他主要收入来源的其他一些禁令,并没有让他难受。不管怎样,他需要在幕后工作,以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党组织机构。

禁令的期限甚至有利于他:德国在现阶段还较为平静、繁荣,因而人们并不欢迎极端主义者的论调。禁令并未能阻止他在私人家庭里给40人或50人这样的小组进行宣讲,他经常这样做,而且他的收入也有所增加,因为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可以得到稿费。他旅行全国各地,在有组织的秘密会议上讲话。每到一处,他还精心营造个人崇拜的氛围。年4月,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威胁,他巧施计谋,化险为夷,他马上去了一趟他的出生地,奥地利的林茨,要求废除他的公民权。考虑到他已是德国居民,并为德军服役过,奥地利政府官员很快同意了。

因此,在年一位支持纳粹的州长给他德国公民权之前,希特勒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同时,年2月弗里德里希·厄伯特总统的突然去世使大选提前,这次大选反映出各个选区的尖锐分歧。54岁死于阑尾炎的厄伯特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他巧妙地带领共和国摇摇晃晃地度过了最初的几年。在魏玛共和国的范围内就有7位竞选继任的候选人,左翼有厄内斯特·特尔曼,右翼有纳粹党的鲁登道夫。3位主要的竞选人是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布劳恩,中央党的威勒姆·马克思和民族主义党的卡尔·亚雷斯,他们大致上都属于保守派,都反对共和制。

3月大选时,亚雷斯票数第一,布劳恩第二,但由于没有哪一个候选人赢得大多数选票,因此有必要再举行一次大选。在接下来的大选中,得到纳粹党支持的民族主义党现在抛弃了亚雷斯,很精明地转向一位78岁高龄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他或许是全国最受尊崇的人物。支持共和制的派系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则联合在马克思的旗下。

结语

兴登堡以3.3%的优势赢得大选,这要部分归因于许多共和制派系在最后的时刻抛弃了自己的信仰,转而去支持他的对手。这位年长的陆军元帅终生都是一个君主主义者,承认要他主持一个与他的信仰相异的政府并不让他感到很舒服,不过他答应无论如何要尊重民主立宪。事实上,他的竞选成功具有讽刺的效果,许多反民主的德国人进入了魏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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