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何说区域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基石和跳板？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产品在转化为最终产品之前，需要在不同的生产阶段跨越全球价值链中的多个边界，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全球价值链。
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一些国家处于大多数价值链的底部，主要向贸易伙伴出售未经加工的商品和农产品。洪都拉斯、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国等国主要从事简单的制造任务。
马来西亚、波兰和菲律宾专注于价值链中更复杂的制造环节或贸易日益增多的服务任务。发达经济体国家主要专注于创新密集型商品和任务。因此，中间产品贸易通常被用作衡量全球价值链的代理指标。
中间制成品
自年以来，中间制成品一直占全球制成品进出口的一半左右，这为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非洲和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大洋洲，出口的中间产品占其制成品出口的份额多于其他区域。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大部分出口的制成品都是资源型商品，例如矿产和农产品等都被用作生产的原材料。
考虑到中间产品出口份额，亚洲和欧洲比其他地区进口更多的中间产品。欧洲的中间体进出口比亚洲更加平衡，这表明该地区可能正在进口相对“通用”的中间体，以进一步加工成更“专业”的中间体。
相比之下，亚洲进口的中间产品明显多于出口。这表明该地区更多地参与“组装”环节，而不是将中间产品加工成最终产品。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中国以美元的单价向美国出口苹果手机总价值中，大约美元的成本来自进口外国投入品或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也就是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增加值仅为6.5美元。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居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位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正逐步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的趋势。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从年的7家到年的19家，增加了一倍多，如果加上香港的供应商，总数将增加到28家。
全球价值链的风险
参与全球价值链不仅会带来积极的结果，也存在着一些风险。除了社会凝聚力的潜在崩溃、劳工福利的丧失和环境退化等社会风险外，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风险更值得重视。一些国家可能已经发现自己长期陷入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活动当中，与此同时当地经济的风险敞口也存在扩大的趋势。
例如在逐步取消《多纤维协议》后，包括肯尼亚、南非和莱索托在内的一些非洲经济体的服装行业经历了失业和工资负增长。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风险，但对于寻求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全球价值链是一个相对有吸引力和直接的选择。由于生产和业务的国际分散化，各国不再需要创建完整的产品生产链。相反，他们可以基于特定生产阶段，将本国嵌入到适合其现有能力水平的价值链中来创建目标行业。
此外，参与全球价值链还能向出口公司提供投入，以帮助提国家迅速实现规模经济。出口刺激下的生产不仅有助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创收和税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还为技术转移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技术转移带来的溢出效应带动产品质量的提升，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从事更高价值的生产活动。
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一种常见方法是通过跨国公司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事实上，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全球价值链扩张的主要驱动力。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跨国公司的投资和贸易决策。20世纪90年代后FDI的激增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扩张。
相比之下，年后全球FDI流量的下降带动全球价值链扩张速度放缓。有许多例子表明，跨国公司的存在可以改变东道国的出口状况。
20世纪90年代，电子元件和零部件领域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以英特尔为首）推动了哥斯达黎加的电子工业。年哥斯达黎加的前五名出口商品是食品和饮料、服装、化学品、橡胶和塑料以及机械和设备。
到年，该国出口前五名的产品包括精密和光学设备、广播电视和通信、电气机械和仪器（均为电子行业的细分市场）。
总体而言，高科技产品在哥斯达黎加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例从年的21%升至年的60%。
全球价值链战略
决定利用参与全球价值链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工具的国家必须相应地规划好适合本国的主导战略。全球价值链战略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寻求融入全球价值链，通常涉及在目标行业内确定合适的任务和活动。
无论FDI是否被用作实现全球价值链整合的一种手段，各国必须在当地技能和基础设施方面达到最低门槛才能参与全球价值链。其次，在成功实现全球价值链整合后，提高一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从而实现升级。
这通常需要努力提高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本地供应网络的效率和劳动力的质量。最终，国家逐步侧重于从公平分配和环境保护方面追求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成果。
就全球范围来看，如果要说明FDI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国家带来影响，中国过去30年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可能是最佳的案例。
那时候的中国只是一个很小的散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和后向的参与度较低。然而到那时候的中国只是一个很小的散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和后向的参与度较低。然而如今，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中心节点，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全球价值链中心。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但纺织品服装业仍然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第二大增值来源。德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国。作为世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德国在出口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国家的增加值，特别是电机、运输设备和化学品。
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三大全球价值链中心，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主要是前向参与的方式，增加值主要集中在机械、运输设备、金融服务和制药方面。
西欧、北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全球价值链整合程度最高的三个区域，其网络密度和平均节点大小表明了这一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是十分有限的。
对许多国家来说，加入区域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基石和跳板，对欧洲和中亚、东亚和太平洋以及北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区域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的子集。同一地区的毗邻经济体往往是彼此的主要价值链和FDI的来源和目的地。欧洲和中亚的区域价值链网络密集程度高，参与国家最多，平均路径长度最短。
德国是区域性的全球价值链中心，而荷兰是外国直接投资中心。它们与周边的比利时、法国、英国等其他国家共同参与了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
每个国家都专注于专长领域，彼此互补地以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式加强紧密合作。相比之下，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联系不如西欧国家紧密，鉴于前者邻近欧盟大消费市场，主要参与的是区域加工和旅游业全球价值链。
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则是高度融入区域价值链网络。中国是亚洲区域枢纽国家，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有着紧密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联系。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经济体大多数正努力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升级为知识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型国家，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已成功升级为先进经济体，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正在全球和区域网络中逐步崛起。
巴西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全球价值链中心，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紧随其后。但墨西哥依托北美区域价值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一体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商品出口国或从事区域加工。
即使是该区域的全球价值链中心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也有40%到50%的出口附加值来自区域加工。
年，墨西哥是该地区唯一专门从事知识密集型商品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哥斯达黎加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少数几个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国转变为知识密集型商品出口国的国家之一。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价值链的重要中心节点，区域内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非常稀少，大多数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并不深。
对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来说，如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塞拉利昂，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唯一途径是搭载在以南非为中心的价值链并成为其供应链中一环，并且通常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活动而获得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
结语
总的来说，外国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为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