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要说红旗“三排座”,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两排座”。
年,一汽搞红旗“两排座”轿车CA72时,还没有轿车厂,各个部件分散生产,如发动机车间生产发动机,底盘车间生产底盘,最后集中起来总装。
“两排座”轿车一直生产到年,作为检阅车参加过年的建国10周年大庆,后来因质量问题,停做了一段时间。
年,轿车厂开始集中研究“两排座”的毛病,找出了42个质量问题,其中一类问题20项,二类问题22项。所谓一类问题,就是不解决就不能出车的要害问题,像刹车跑偏、发动机熄火、车门关上后打不开等。其他如车到处乱响、喇叭不响等,属于二类问题。
随后,轿车厂提出“质量第一”的口号,成立了20多个质量攻关队,每个攻关队都包括工艺员、设计员和生产员。攻关队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把这些质量问题全解决了。
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20辆新改进的“两排座”送到北京。这些车在北京使用得不错,中央用它们替换了苏联吉姆轿车,来迎送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宾客。
说完“两排座”,该讲“三排座”了。
“三排座”指的是红旗轿车CA,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当时,中央领导坐的都是苏联车。其中,吉斯防弹保险车5辆,供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等5人乘坐；吉斯三排座车,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乘坐。除了这些,国内还有苏联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的吉姆车,供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和部长们乘坐。
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苏联不再提供汽车配件,导致在中国使用的这些苏联车没零件可换。我到北京做调查时就发现,吉斯和吉斯全部停开。
这种情况下,一机部领导下决心要给中央领导换咱们自己生产的高级轿车。
年,段君毅部长来到一汽：“中央领导同志坐老(CA)72肯定不行,它是两排座的,质量也不大好。要上三排座,给中央领导换车。”
年,命令下来了,要在10月1日前试制出一辆具有先进水平的三排座红旗高级轿车。
2
生产“三排座”谈何容易,首先要求的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啥?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时不能去国外,也不知道外国车是怎样的。上面对“三排座”外形提的要求是美观、大方、庄严,富有民族色彩。
我们赶紧找样车。当时,我们手里只有一辆英国女皇坐过的劳斯莱斯,这是一机部汽车局专门从香港买来给我们的。我们想要最好的车,但谁也不卖给我们。汽车局给我们出点子,让我们去看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坐的奔驰。
奔驰Pullman（资料图）
我带着几个人去中南海,正好遇上陈毅的司机老李,他正在擦奔驰。中央警卫局曹科长介绍说：“这是一汽轿车厂的王厂长,他们想看看奔驰。”
老李说话挺不客气,但很爽快:“你看看人家的车,再看看你们那两排座轿车,咱们怎么就做不出来?汽车厂都白吃饭?这样吧,我先拉你们走一圈。”
我们坐上奔驰,从中南海6号门出去,顺着长安街,开到五棵松。警察都知道这是陈毅的车(当时全国就只有这一辆),所以我们一路畅通无阻,感觉确实不错。
但是,光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至少也得测一测、量一量,才知道具体尺寸。我们向部里申请,能不能把奔驰给我们做样车。
年,第一辆国产红旗轿车诞生
陈毅最初没同意,但接着事情就有了转机。周总理跟他说:“你把车给人家算了,他们给我们做高级轿车。”
此时,离国庆节还有不到半年时间,“三排座”进入设计阶段。参与设计、工艺的技术人员,同时展开对发动机、变速箱、刹车、双管路的研究。
我们先研究样车。劳斯莱斯看起来很高贵、车身长,试车时有些摇晃,但内饰不错。奔驰外形不错,开起来挺稳,但下面老是“咕咚咕咚”地响,跟当时我国的路面不好有关系。
接下来,“三排座”的车长定为5.98米。英国女皇的劳斯莱斯车长约为6.2米,奔驰车长约6.4米,我们的车长为什么设计为不到6米呢?因为那时候的北京小胡同多,车身短点好转弯。虽然车长短一些,但劳斯莱斯和奔驰上的功能都有了,比如前面的隔音玻璃、后排的自动后座等。
现在车的设计都要保密,但我们那时候是公开的,而且人越多越好。7个人分别设计做好了7个油泥模型。中午吃饭时,全厂职工都带着饭盒去当评委,对7个油泥模型挑挑拣拣,提修改意见。后来,我们把每个模型的优点集中起来,做了一个1:1的主油泥模型,这就是红旗“三排座”的外形。
3
就在轿车厂准备试制样车时,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年5月的一天,长春风雨交加、电闪雷鸣。轿车厂几万平方米的厂房都是“大跃进”时期用砖木盖的,哪里经受得住狂风暴雨的冲击,有些地方便裂开了。我来到车间,看到房子开裂后挡住了车床,威胁到工人和设备的安全。
我赶紧给总厂打“郭厂长,你赶紧过来,这个问题大了,厂房要塌了。别的事我可以负责任,但人命的事我负不起。”
郭力立即带着基建处的人来查看厂房,当场决定厂房紧急大修,轿车厂马上搬家。
“我们正生产红旗轿车,这下怎么办?”我有些犯愁。
“我给你们找。”郭力说。
我们俩冒着大雨到各分厂求援。每到一处,郭力就讲：“为了61个阶级弟兄,大家都要援助轿车厂。”
我们用了半天时间,分别在越野、发动机、铸模、底盘、附件、教育大楼食堂6个单位要了7块场地。加上轿车厂那条总装线,红旗共分布在8个地方生产。
场地确定后,我们冒着大雨搬设备。轿车厂依靠自己的力量,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几百台设备分别搬到7个场地。“三排座”的样车以及年“五一”前送到北京的20辆“三排座”轿车,基本上都是在分散的厂房里做出来的。
这段时期,一边要搬迁,一边要试制,技术工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试制过程中困难很多,几乎没有模具,全靠他们做。
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技术工人的作用都不可忽视。但现在事实却相反,我们更注重科技、注重专家,却不重视能工巧匠。
车身总成采取设计人员、工艺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办法。车长和车宽确定后,还要根据中央领导的身高、体形和乘车需求,来确定车高和车内部尺寸。现在可以用电脑设计这些,但在当时不好办,只能让不同的人坐在里面测试。
为了设计驾驶室的尺寸,我们找来几位开车很有经验的司机,让他们分别代表胖、瘦、矮三种体形的人,测量和确定他们在驾驶时所占的空间尺寸,再进行设计。
车后边最初还设计了酒柜以及放茶杯的地方,但后来取消了。悬架装置的设计,牵涉许多原理。设计师华福林在工人的配合下,大胆地进行了改进设计,使之能适应当时的路面。
我们在“三排座”上开创性地用了框形车架。这是设计师朱子智在一本国外汽车杂志上看到的,那时国外汽车也没有这种先例。框形车架做起来很难,先要设计模具,设计完还需要找材料。我让朱子智成立一个小组,还抽调了两个人：焊接工艺师孙德慎和八级钳工钱增荣。
第一次设计后,做出来的框形车架效果不理想。有人开始讲闲话：“你看,就想出风头,国外车都没用过,你就能用?就你能设计?”还有人认为,耽误了时间不说,可能会误大事。
为此,朱子智专门来找我。我说：“你别管他们说什么,咱们抓紧时间继续做。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算命先生,我们实践实践吧。”
最终,试制出的框形车架的装车效果非常好。
4
年9月12日,我们装出了第一辆“三排座”样车。9月19日,轿车厂安排送车组把车送到北京。我虽然没去,但他们每天晚上要打电话汇报情况。
9月20日,中央领导和国务院的同志看了“三排座”轿车。
当天晚上9点,彭真同志要看车。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已调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郭力带着送车组的同志,把“三排座”轿车开到彭真同志的住处。他看到后非常高兴,提出要试坐新车。
长安街上,彭真一个劲儿地让司机开快些。司机说,时速已经达到公里了。“坐在车里没觉得有这么快,真是一部好车。”彭真对车的外形、性能和内饰都很满意,“我们要用自己的车接送其他国家总统。”
看到车后面的活动座椅,彭真高兴地说：“周总理迎送外宾很累,有了这个座椅,以后就可以躺着休息了。”看到三面红旗的侧标时,他问是什么意思。郭力回答说,三面红旗分别代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彭真说：“那也不全,还有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呢,干脆就用一面红旗吧。”后来,经上级决定,侧标只保留一面红旗。
彭真看完车后说：“你们把车留下,我明天开到政治局,给主席和总理他们再看看。”
这下可为难了。我们只做了一辆样车,车留下后我们就没了。郭力讲：“留给彭真同志吧,他可以做宣传。”
彭真每天都坐着红旗“三排座”轿车去中南海。好多领导都想坐这个车,都向他打听,这是哪里做的车,他们一听说是一汽做的,就向部里要车。
年年底,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要在年“五一”节前生产20辆红旗“三排座”轿车送到北京,供中央政治局以上的领导乘坐。也就是说,要在5个月内生产20辆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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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个任务的难度很大。首先,产品设计图纸不全。做第一辆样车时,我们准备了部分图纸和工装,但并不完整。
年10月4日,轿车厂开动员大会,动员大家为20辆“三排座”轿车奋战到底。
热火朝天的“战斗”开始了。车身设计组的同志们趴在冰冷的图板上设计图纸,两个月内就画了0多张。图纸画好后,工人再手工把模型敲出来。工装设计组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一起,制造出几百套工装。有些来不及搞工装的零部件,就凭借老工人的技术来做。
举个例子,悬挂部分的控制臂,是上海老师傅陈坤祥靠自己的技巧铣出来的；高压油泵的主被动转子,是八级工、劳模戴后法用手磨出来的,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好磨床；液压变速箱是设计师冯锦炜,车间主任董正布,工程师黄远荣和老工人于兆峰、于学义共同努力完成的。当时,车身覆盖组还设在教育大楼食堂里,组长刘余宝带着工人,用手锤加扁铲、钢板加型钢,花了17天的时间做出了前后翼子板和前后盖八大覆盖件的胎具。
“三排座”的门锁是上海厂子生产的,装上车后打不开,打开后又关不上。上海厂子的老工人到长春把门锁拆开,研究有什么毛病,设计人员再按照改装的门锁重新制图。老工人把设计图带回上海,在没有模具的情况下,靠手工做出了新锁。
我后来经常感慨,“三排座”红旗轿车的成功生产首先依靠的是一批好的工程技术人员,其次依靠的是一批真正的老技工。大家都说原子弹好、高新技术好,可是设计得再好,谁来做啊?还要靠老工人。当时工人的技能等级最高为8级,而轿车厂工人的平均技能等级是6.8级,已经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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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很多住在市内的工人,如车装车间工人王明山、徐文衡和张六同等都自发搬到工厂里住。他们在楼上搭床、搭草垫子,自己带粮食蒸饭吃。
一天深夜,我们给工人们送开水,半路上遇到管开水的仇相禄,手里提着几个米口袋。一问,我们才知道,他为了让工人们多睡会儿,每天自愿为他们蒸早饭。
可以说,做“三排座”轿车时,轿车厂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了。我曾讲过,我家孩子怎么长大的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每天都在厂里,和工人们在一起。
晚饭是个难题。工人们的早饭能靠自己带的粮食解决,但晚饭怎么办?我去找总厂劳资处的人：“工人们太辛苦了,粮食也不够吃,晚上经常要干到半夜,厂里能不能解决一顿饭?”
劳资处的人不同意,说没这规矩。我们好说歹说,最后他们同意给加班费：一小时两毛钱。
工人们有意见了：“我们不是为这两毛钱来的,为两毛钱半夜三更跑这里干吗?”他们说,“我们是为了红旗,为了让中央领导早日坐上红旗。”
我又去找总厂党委书记赵学义反映情况：“我们干部还行,可以回家吃,吃了再来,但工人们住得太远,回去后就回不来(上班)了。”
赵学义说：“这样吧,我们按四毛钱的标准给工人供一顿饭,但工人要自己拿粮票,到食堂买饭。”
年年初,20辆“三排座”轿车进入攻坚阶段,老厂房主体工程的大修工程也即将完成。为了消除分散生产带来的管理困难,轿车厂把基建科、机械科和动力科动员起来,提出要缩短基建时间,让分散的生产部门3个月内搬回老厂。
按理说,基建搞完,不可能这么快恢复生产。我们就带着基建工人和机动科全体同志上一线。当时的基建处处长曹新不同意,说这样干有危险。后来在副厂长柳殿栋的协调下,我们与基建处达成协议：基建白天干,我们晚上干；他们在东边干,我们在西边干。
机动科除了保证正常维修,还要进行动能网络和各种管道的安装。搭脚手架来不及,他们就搭上简易跳板；采暖设备通风用的管子上百斤重,他们用肩膀一根根扛上去。质检处的同志都被感动了,说没见过这样干活的。
全厂很快就实现了动能七通,轿车厂恢复了集中生产。
年3月,“三排座”开始在新厂房里总装配。
总装配车间主任路宝根是工人出身,动员会上特别激动,大声说“这是我们总装配工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内饰钳工姜乃泉人称“小老虎”,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又帮协作科做了压制模。在新协作件来不了的情况下,老工人历金元刻制了前后侧标的装饰件。
20辆车做出来后,每辆车还要完成各种性能测试和0公里的磨合测试。车白天不能上路,只能夜里跑。3月的长春夜里很冷,上海耀华生产的前后风挡玻璃还没送到,整车调整小组组长孙贤文召集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组成5个包车组,每组配4辆车。他们在夜里穿上棉大衣,戴着棉帽子,抓紧时间做调试。
风挡玻璃送到后,为了取得暖风系统的数据,在严寒的深夜,整车试验人员和试验工人把车开到野外,反复打开车窗,整夜整夜地进行测量,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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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20日,轿车厂提前10天完成任务。
21日,一汽派出20多位司机把车送到北京,到达永定门火车站时,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早就在那里等着接车。
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20辆还没上牌的红旗“三排座”轿车由永定门车站驶向长安街,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道路两边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北京市民,也有外国记者。
这批车很快就分给了不同的中央领导。
4月23日,也就是红旗轿车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一机部党组给一汽总厂发来贺电：热烈祝贺首批“三排座”红旗轿车提前生产完成。
4月29日,轿车厂召开大会,一是为庆祝,二是动员大家完成全年辆的生产任务。
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心血,铸就了一段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的传奇。
作者：王振、葛邦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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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工人》
责编：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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