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年11月7日—年1月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文学、“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
读《西西弗神话》
撰文：RLZ
在二十世纪世界大战的战后，欧洲弥漫着一股消极悲观的情绪，人的价值观被无情的战火摧毁，生命的意义被取消，人生变得没有希望。这个时候，人由此推导而出的作为结果的自杀便摆在了人的面前。自杀就成了一个极为紧迫现实的问题。正如加缪在开头所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便是自杀”。
自杀带来的一种行为上的紧迫性，使得每个人都应当正视并重视它。人的生命被推向终结，这是理性和逻辑上的要求。或者说，这个时候人的自杀被赋予了不同小可的含义。它不能被简单的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笼统地做出评论。自杀者终结其生命，背后的执行者除了人的悲惨遭遇之外，还有人的纯粹逻辑推理。但这样就会有一个悖论性的状况，如加缪举的例子，叔本华在丰盛的晚餐前歌颂自杀。人虽然在理性上要求自杀，可是身体已经决定了一切，我们在习惯于思考之前已经习惯于生活。理性上的无情无法落实到身体的行动上。要求自杀的人都会面临着一个躲闪的问题，即身体上的畏惧。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处于一个尴尬无解的状态，同样这里面便夹杂着荒诞。
加缪对于这个问题暂且搁置，他从生活的角度开始做出关于荒诞的详细阐释。如加缪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的生活都不可避免地逃脱不了一个问题——重复。我们的生活都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周而复始的重复。起床，吃饭，工作，再吃饭，再工作，再吃饭。人的生活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着这样的轨迹运转。一旦有一天，“为什么”的问题被提出来，那一切便开始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就是对这种单调反复的生活的质疑。厌倦产生于一种机械麻木的生活。人一旦有了质疑便开始有了意识，它唤醒了意识的活动。
当人们将这种质疑推向极致，等待着他们的就是一切意义的消解以及扑面而来的荒诞感。这里就会回到前面说到的自杀问题。是执行自杀，还是进一步发挥你的意识？进一步发挥代表着个体的觉醒，是对过去人类生活得重新思考。人的厌倦带来了荒诞感，荒诞迫使人们做出思考。这个时候可以说，荒诞感是一件好事。没有人类的思考，任何东西便显得毫无价值。
加缪继续穷尽荒诞，用他的话说就是继续做荒诞的推理。他把目光伸向历史深处，阐释了荒诞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理性的局限。这时，荒诞从生活中上升到纯粹理性之上。人开始需要做的工作不是生活，而是区别真伪。这样问题成了认识论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提到，当我们说一切都是真的时，那么我们就如同说了其相反的论断也是真的。那这样的话，一切都是真的的命题便不攻自破。同样，如果有人说，一切都是假的，那么这个论断也自然是假的。或者，如果有人说，只有与我们的论断相反的论断是假的，或者只有我们的论断才不是假的，那么我们似乎就应该被迫承认有无穷多的真的或假的判断。所以这样就会带来无穷无尽的恶性循环，使人在纯粹的理性中头晕目眩。人在理性的无能中感觉到强烈的荒诞感。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传承千年，人类的智慧也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从古希腊的皮浪开始，极端的怀疑主义可以追溯至此，他用他的纯粹理性质问一切，并以此取消一切意义。到了笛卡尔，他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就是那句耳熟能详的“我思故我在”。每当我做出怀疑时，我必然会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的我的可能性。能终止这不断延伸下去的怀疑的便是承认正在怀疑的那个我，反过来说，就是我不可以再怀疑正在怀疑的我。这样，人的理性便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点，调转它的方向，回到从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荒诞的种种结果。第一种是人们重新给自己套上无意识的枷锁，面对新生的荒诞感，他感到不适应，无法接受。为了一种怀念的过去，他重新回到过去，并安慰自己将自己寄托给日复一日的明天。他从明天中找希望，等待他口中说的那个会更加美好的明天。但本质上，他的这种无意义的等待和自欺欺人便是更好的印证了他的荒诞感。
第二种就是当人正视他的荒诞感时，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一种陌生感。他发觉自己不再认识这个世界。就像中国的老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长期以来作为人的一种习性被取消，他发现一块石头都是如此陌生，一道风景又能如此的否定自己。任何美的深处都无法像从前一样欣赏它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目光都消散在空气中，目光变得黯淡无神。往往在一瞬间，我们失去了理解世界的能力。我们会神经质地盯着那些让我们感到敏感的东西，例如，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看见镜子出现其他人而不自在，我们在一张有自己的老照片上看到了旧人而感到不自在。
第三种结果便是陌生感的进一步发展则是荒诞带来的虚无感。一旦我们从将荒诞的问题穷尽到底，我们就会悲哀的发现，事物的一切意义都会被取消，人会坠进了虚无主义的大网之中，将不可避免的放弃生活。同时，我们还会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还要活着？这样，人就又回到了自杀的问题上去，又开始痛苦于是否自杀，似乎在面临一个无可逃避的进退两难的困境。
阿多诺告诉我们启蒙应当辩证，人可以穷尽自己的怀疑，去怀疑一切，但应在辩证中极端地推进自己的思想。在加缪一切的推理之中，所有的问题都会落到理性的局限上的来，这个问题似乎成了罪魁祸首。不过，历史上无数的的哲学家对理性的局限做出的解答都无法完全使大家完全信服，没有足够的统一性和说服性。
至此，加缪便做出了一次充满勇气和魄力的跳跃。他不再争执于纯粹理性的泥沼里，他承认人类的理性的局限，就如同康德那样。加缪指出了理性的局限同时肯定了非理性的地位。他告诉我们人类有史以来一直过于抬高了理性而忽视了非理性的力量。当他肯定了非理性之后，这时我们就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基础。我们能够从外部世界去确认荒诞，不再挣扎于混乱无序的内部。
加缪这个时候进一步揭示了荒诞感的本质特征，即产生于一种对比之中。当我们看见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去攻击荷枪实弹的队伍时，我们会说他的行为是荒诞的。我们之所以得出他的行为是荒诞的结论便在于他的欲望与等待着他的现实之间的不相称，以及他的真实力量与他要求达到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通过把一个判断与另一个常理中的判断相对比才得出前者是荒诞的结论的。当随着各比较项之间的距离
增加，那么荒诞感就会越来越深。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荒诞又似乎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词。
所以，加缪强调的是人的非理性。加缪说，人类的理性只是作为人的一种工具，并不能代表人的思想。人类的思想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加缪肯定了非理性的作用，他一破前人之见，坚定地说，对于什么人，对于什么东西我能真正地肯定。我的心，我能够感受到它，我断定它存在着。这个世界，我能够触摸它，我也断定它存在着。
加缪厌倦了维持了千年的关于理性的争论，他在意的是人的非理性状态，除此之外，剩下的都是一种建构。无法拒绝从手指间流过的水的清凉，无法拒绝青草的香味，无法拒绝黑夜下璀璨的星空。加缪告诉了我们苏格拉底说的那句认识你自己中认识的局限。人们如果试图把握自我，试图加以确定和概括，那可以一个一个地画出自我的多面的样貌，但是，人们无法将各种样貌相加，属于自我的那颗心永远也无法确定。人一旦试着做出努力，一种双手挥动却无法抓住实物的感觉就会被捕捉到。
人的努力最后只会成为指间流走的水。人与认识世界之间的那道无形的鸿沟就是世界的荒诞，只有拒绝理性的野心和自满才能得到安宁。这种认识的局限就是荒诞。每一个人一旦开始欲求，并穷尽这种欲求，最后都会回到人的认识的局限上，他将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加缪用他的推理挣脱了原先问题的狭隘，不再局限于理性的荒诞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回归现实世界。
至此，我们可以引入另一个概念，即对荒诞世界的发现可以帮助人们获得一种停顿意识，停顿则意味着冷静。人们已有的便是他知道的，可靠的，不能否认的，不能丢弃的，只有这些才算数。在这个包围着人，冲撞着人的世界中，人们不再试图纠结于它是如何而来，而是需要看清如何在其中生存。用理性驳斥一切带来的只有混沌，而对非理性的肯定便会使人得到解脱，他不用再将理性当做人的全部，而是学会了用心去感受。这就意味着，人的核心便从大脑向心灵产生转移。
人是树林中的一棵树，动物中的一只猫，而不是人异于这个世界。人属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对立，用理性来挑战它。不然最后的结果就是人的理性拒绝了自然的恩赐，成为了一只可怜的嘶吼的野兽，只有干巴巴的自以为是的理性，而失去了可贵的来自自然的创造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去追求他能够感受到的，是心灵深处所选择的幸福，并拒绝世界的丑与恶。我们能够获得的清醒便是用一种停顿的状态帮助我们回到现实，重新去看待世界，而这种停顿的状态则代表着将曾以为是终点的荒诞与虚无作为了起点。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曾说到，他感兴趣的不是将荒诞作为人的终点，而是以此为起点，探讨人如何在荒诞中生活。认清人所处的荒诞后，人以此为起点，开始人的折返。下面我们可以先去探讨以荒诞和虚无为起点时我们拥有的东西。
加缪说过，个人大于历史。人过分依赖于历史会贬低和忽略今人的力量。但在面对虚无时，历史又会起到托底的作用，为人指向一个可感的过去。历史的意识可以说也是一种理性的意识，只不过与发现理性的局限不同的是，历史的意识并非向内转，而是将理性的眼光对准了人类的历史长河。即便对于人的起源和世界的起源，历史的意识依然无力回答这种超出了理性范围的问题，所以我们找不到那个开端，我们是处于断开的历史之中，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从断开的历史之中足够帮助我们获得一种历史的维度，它足够让我们意识到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巨大的怀疑也会有最渺小的自己。它是一根足够长的牵引线，可以为我们引向一个新的方向，串联起我们无能为力但又时刻野心蓬勃的理性。
人执著于理性太久有时会忘了自己会在一瞬间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获得一种精神愉悦的体验。哲学家们总会比文学家们更加苦涩，他们比文学走得太远，远离了一个连着大地的世界，而苦苦追求地追求着他们永恒的理想中的理性王国去了。他们忘记了自己有着一种审美的直觉，没有被他们充分的使用，他们却在理性的执念下总想着结构它。
实际上，这种审美的直觉不需要理由，它是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混沌而无法剥离清楚的生命体。哲学家即便用着高超的理性能力去拼命的瓦解它，将它分析地再透彻明白，可审美的直觉也不会消失，也不会减少一丝一毫。在一瞬间突然使你振奋起来就是审美的直觉的表现形式，而文学家们可以充分地调动、利用它。因此相比哲学家，他们可以更加地贴近自己的身体，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冷酷的理性带来的刀锋般感受的世界，因为审美的世界只是利用着人混沌的而无需解释的直觉去创造一个又一个美的事物。文学家们会因为审美而幸福。
应当承认，人对理性的穷尽会意味着进入一片荒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荒诞的大方地、勇敢地承认实际上便是人的一种人的激情。这种激情的来源是理性无法解释彻底的，但是又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激情与在我们孩童时期所拥有的一种生活的激情是如出一辙的。每个人在孩童时期并不会与理性的局限相遇，或多或少都会从曾经的童年生活中获得过生活美好的赐予，这种赐予便会成为激情的培养皿，它会在将来我们遭受理性的局限的打击时似乎又会命中注定地出现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
人的激情如同一块跳板，不知道它与何处相连，找不到它理性的源头，但是却正是以这样一种与它本身相对应的形式使我们获得新生。人的激情会作为另一股我们实际上早已拥有但一直被忽略、低估的力量来对抗代表着我们自以为抓住了的智慧，抓住了的人类最高级的思想的理性，在人的激情的帮助下，我们会重新获得一种均衡。
如果说前面论述到的第一点历史的意识是下沉的，那么后两点中的审美的直觉与激情便是上升的。无论其形式如何，实际上它们只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荒诞，并发现荒诞的力量。我们越加执着于理性的局限，越加深信不疑，那么一股荒诞的力量就会凝聚得越加坚不可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摧毁了这个世界，世界就应该存在混乱和黑暗，而是荒诞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建筑这个世界。
人的历史的意识，审美的直觉，激情，还有人身体之中宿命的、理性难以解释清楚的道德，良知将会作为外援和这股紧紧凝聚在一起的荒诞的力量会发生奇妙反应，它会摧毁在发现理性的局限之前遭受我们蔑视的、实际上的确应被我们的良知蔑视的东西，会让我们去紧紧地抓住为我们的道德所能感受到，与我们的道德遥相呼应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人便变成了漂浮着的孤岛的存在，不知道天有多高，海有多深，外围的大海究竟延伸至何处，但是人作为这个孤岛上的岛民已经足够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已经足够照亮这个漂浮着的孤岛，一面继续问着过去，一面又继续思索着未来，人的存在便又将继续了。
人的荒诞的旅行如同流放，从曾经的现实世界和生活秩序中出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而流放的意义并不在于流放本身，也并不以此作为标榜自己的高尚品，而是在于回归生活，带着荒诞赋予的力量回归生活。荒诞的人最后会被重新被拉进生活的网，看见的不再是理性的荒诞而是荒诞赋予的力量，这种力量又会转化为一种爱。它与流放之间会产生一种辩证的关系，流放是为了更好地爱，而爱不可以没有流放来做支撑，不然时刻面临崩溃的威胁。
从荒诞中回归的生活也将是一种简单而纯粹的生活，将知道自己应该接受什么，而拒绝什么，以此不让自己重蹈荒诞的覆辙。但对于每一个走出荒诞的人来说，现实世界或许还未如此的清晰，其自身的弊病却又会让人感受到另外一种荒诞，这或许又使得人们会重新进入一片新的战场。不过，荒诞的人将会直面现实，准备新的战斗，因为那便是另一个等待建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