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最早的外侨居留地，开埠后的外滩成为近代上海租界城市化的起源点，在不到百年的历史中，外滩由一个“芦苇丛生”的小荒滩一跃而成为上海的繁华之地。一方面，外滩一带驻扎着像汇丰、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等赫赫有名的外资银行与几家重要的华资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外滩因之而得名“东方华尔街”；另一方面，外滩有知名的上海总会、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等，有外滩公园和滨江绿地，还有被誉为是“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异国建筑群。有学者称外滩是近代上海的“眼睛”。
开埠之初的外滩洋行林立，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渐渐取代洋行在外滩经济功能中的主导地位。洋行和银行、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之间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但再复杂的关系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商业大王”时代1.洋行
研究城区功能，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因为城区功能总是在不断的演变之中。“东方华尔街”的形成也是遵循着一定的经济发展规律在动态中逐渐形成的。首先得从洋行谈起，洋行是主要从事对华贸易的外商在华业务机构。
开埠后外滩洋行数量多，地位高，将这个时候的外滩命名为“洋行街”，应该是名副其实的，那么外滩如何由开埠后的洋行集中地演变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华尔街”的呢？为此，我们需要对初来上海的这些洋行的主要活动作一番分析。
1.作为国外资本家设在中国的代理商，代理销售本国的棉纺织品等是他们的本份业务。
2.由于航运业丰厚利润的诱惑，早期来到中国的许多外国洋行争相参与到江海的轮运活动中。上海开埠以后，率先来到上海的外国洋行，如英国的怡和与宝顺、美国的琼记和旗昌等就开始利用鸦片船在长江一线从事航运活动。走私在当时已是惯常的事情。
3.上海开埠后，英、美各大保险公司纷纷委托在华洋行代理保险业务。保险业务不仅限于水险，并且扩大到火险和人寿险等。
4.洋行还从事各种罪恶活动如鸦片贸易、贸易走私和掠卖华工等。其实，在早期洋行中，如怡和、宝顺、旗昌、广隆、沙逊等大洋行都是以经营鸦片贸易发家的。
因此，在开埠初期，洋行在中外贸易中有着特殊的权利，它基本上垄断了贸易中的一切经济行为，包括金融业务。这就使得开埠后来上海的早期银行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2、早期银行
随着大批洋行在外滩的落户，国外的金融机构也开始进驻外滩。年英国丽如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分行，坐落于琼记洋行和萧氏兄弟洋行之间。虽然它的规模远不能与后来的汇丰银行相比，但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它是英国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主要银行，它的出现成为外国金融业楔入上海的标志。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商业大王”们的垄断，早期银行在上海的发展并不顺利，能够继续存在于上海的外资银行，仅有丽如、有利、麦加利、法兰西和刚于年成立的汇丰等5家了。
“抢滩”1.汇丰的诞生
汇丰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中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求。因为贸易和金融从来就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的工业品遭遇到了中国原有经济结构的顽强抵抗。英国虽然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它的工业品却无法向中国大量倾销。从年起一直到50年代初叶，西方对华出口几乎陷于停顿状态。50年代起西方工业品输入中国虽有一些增加，但抵偿不了中国丝茶对西方的输出，依然处于逆差地位。
随着外国对华贸易量的增长和贸易网的扩大，外国银行的金融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作为外货倾销和内地原料外运跳板的上海，为金融周转业务量的迅速扩大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但随着贸易的扩大化和复杂化，金融业务从洋行中分离出来已成必然。在汇丰银行的临时委员会名单中，虽然为怡和洋行保留了席位，但怡和开始是拒绝加入的。怡和洋行不甘心把自己兼营多年的金融业务落入一家新型银行之手，但是金融业务不再由洋行兼营而由银行专营的时代已经到来，怡和洋行资力再强、影响再广也无法加以逆转，最后还是走上了同汇丰合作的道路。“商业大王”时代已经结束。
2.诸强并争
这时的上海在长江三角洲的重要地位已经进一步显现。上海已经成为外资对华贸易的中心，并且“是一个控制中国一大片农业地区进出口的大商埠，这里有巨大的河流干线——长江，它把世界人口十分之一所生产的产品运出海去。上海靠近丝茶的主要产区，对任何人都开放的外国租界所具有的安全保障，吸引了大量资本。上海金融中心的逐步形成，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外资银行参与进来。外滩与上海的是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外滩必须依托上海，没有上海的发展当然就没有外滩的发展，而上海又离不开外滩这一核心地段来展示其地位，没有外滩的上海显然会黯然许多。
到20世纪初，外滩已经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了，“自苏州河口到法租界北线，沿着黄浦江畔延伸半英里的外滩，是亚洲最有名的街道。在年的上海地价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外滩一线的地价是每亩20万英镑，而此时租界的平均地价大约是每亩5万英镑。
抗争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经济可谓是千疮百孔。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对华资本输出，特别是通过开设银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攫取在华利益；另一方面，清政府自身的财政收入早已入不敷出，加之战争赔款，处境十分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盛的言词中，显然含有对外资银行进行抗争的意味。面对外资银行垄断中国金融业的局面，抗争的意义不言而喻。
1.中国通商银行
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真正属于华人创办的银行。其实，在中国创办华资银行的设想早已有之。通商银行既有洋大班，又有华大班，帐房也分洋帐房和华帐房。两个帐房各自为政，各不相谋，有事接洽，还要用一个翻译，后来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宋汉章就曾当过这样的翻译。总行的帐册、簿据等全部用英文记载；该行为了取得“外滩银行的地位，不得不加入外商银行同业公会，从而受到该公会制约。
2.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就是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迁嬗而来，肇始于民国元年。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呈临时政府就以前上海大清银行旧址改设中国银行，迨四月间，南北统一，中央政府命令设立中国银行筹备处于北京，二年四月参议院公布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遂于八月间在北京开始营业，中国银行始经正式成立。
交通银行是清末邮传部奏准设立的一家打着“官商合办”招牌的银行，它筹建于年12月。“臣部所管轮、路、电、邮四政，总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宗旨，即如借款所办各路存放款项，向系由汇丰、道胜、华比等行分储，各立界限，……京外各商埠银行合群竞进，度支部虽设银行，势力尚难悉故。自应联合官商广设银行。以为中央银行之助。臣部所管四政，可兴之利甚多，设欲筹借资本，无抵押者，不足取信；有抵押者，复恐难行。现拟赎回京汉铁路，需款尤巨。……拟由臣部附入部本，设立银行，官商合办。……名曰交通银行。将轮、路、电、邮各局存款，改由银行经理，就臣部各项散款合而统计，以握其经划之权”。从这些奏折中，都不难显露出其试与外资银行相抗衡、争取国家利权的愿望。
交通银行的地位和中国银行一样，同为国家银行之范畴，“交通银行之设立，则始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邮传部奏准设立，拟定交通银行章程三十八条，即于翌年开办，除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外，并有经理路电邮航四政款项及发行兑换券之特权。在民国十七年中央银行未成立以前，中国银行及该行同处于国家银行之地位。
结语外滩是近代上海城市化的极点。用“极点”一词，并不是说其城市化程度已不可超越，因为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但外滩的城市化程度的确超过了当时上海的任何一个微观区域。外滩最显著的两大特点就是银行和公共空间，这是从社区功能的角度来划分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外滩因驻扎有众多的中外知名银行机构而被誉名为“东方华尔街”，而其良好的公共空间环境曾被一些学者称为是近代上海的“眼睛”、“窗口”。
银行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功能，而经济从来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运行的，“东方华尔街”的形成非一朝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