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日本把朝鲜作为图谋明朝的跳板，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初期朝鲜一路溃败，国王宣祖奔逃至义州避难。而朝鲜和明朝保持宗藩关系由来已久，在国家危急时刻朝鲜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明朝的庇护。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多次派遣请援使臣“陈奏倭情”，请求“入辽内附”并请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在“内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朝鲜就专注于“请兵”。朝鲜的请援使以赴北京和辽东请援为两条主线。到北京出使的包括谢恩使申点和圣节使柳梦鼎，特别是奏请使郑昆寿在“请兵”问题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赴辽东请援的有请援使李德馨、尹根寿和韩应寅等朝鲜重臣。
当时的日军
朝鲜认为，朝鲜之所以被日本侵略，就是因为日本觊觎明朝，朝鲜是帮明朝挡住了祸乱，因此明朝出兵是天经地义的。而明朝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大体经历了从怀疑朝鲜与日本里应外合，到解除对朝鲜的怀疑，经过朝廷内部激烈的论争，最终决定出兵救援的过程。
朝臣们认为，正所谓“唇亡齿寒”，我朝救援朝鲜的同时，有保护本国辽东边境安全的目的。所以，明朝决定派出大军援朝抗倭，取得了平壤大捷，赢得了对明朝和朝鲜极为有利的重大转机。
明、朝、日三国地图
战争前夕朝鲜如何向明朝“奏闻倭情”
16世纪80年代，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掌握了军政大权。为了满足国内商人日益膨胀的欲望和他自己庞大的野心，日本开始了对外扩张之路。当时朝鲜半岛处于朝鲜王朝时期，政治上已经暴露出各种弊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日益激烈。
东西两派各自结党政权互相倾轧，政变不断，民不聊生，国力日渐衰落。整个朝鲜军纪涣散，统治者重文轻武。这正好给日本提供了一个 的侵略机会。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将朝鲜和明朝列为扩张的目标，计划以朝鲜为跳板侵略明朝，从而实现在北京建立帝国的野心。
丰臣秀吉
日本僧人玄苏在给朝鲜使臣金成一的书信中，比较明确地表述了丰臣秀吉的这种野心。信的大体意思就是，日本为了谋取大明，准备武力威胁朝鲜，把朝鲜当“枪”使。
日本人先是提出“借道”朝鲜向明朝进贡，之后又要朝鲜借一条路，以侵攻中原，这就是所谓的“假道入明”。
年春，朝鲜朝廷派遣黄允吉和金成日到日本，对于日本方面的“假道入明”的意图表示拒绝。此时的朝鲜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丰臣秀吉已经开始从多方面着手准备开战。
画像中的丰臣秀吉与日本水军
年正月，丰臣秀吉完成水路军的改编，各项准备就绪，战争一触即发。同时朝鲜对于以一己之力同日本交涉能否成功并没有把握，于是关于要不要把日本的战争准备状况向明朝报告，以及怎样向明朝报告，在朝廷内部也是议论纷纷。
总体来说，在倭情通报的问题上，朝鲜朝廷内部形成了“陈奏说”和“陈奏不可说”两种观点。“陈奏说”表面上标榜的是遵守对明朝的事大礼仪，事实上是为了回避朝鲜和日本通信的事实。而“不可陈奏说”则考虑到会恶化同明朝的关系，如果通报了明朝，即使日本不来侵略，朝鲜和明朝联合起来应对日本也是有利的。最终柳根提出的“从轻奏闻说”被采纳，这是事大外交政策中，朝鲜把明朝作为挡箭牌以求自保的一种手段。
朝鲜宣祖李昖
宣祖二十四年十月，朝鲜派遣陈奏使韩应寅到北京之前，曾有圣节使金应南报告日本意欲侵犯明朝之事。但，金应南遵照朝鲜朝廷的旨意，只向明朝礼部言称消息来自漂流人的传闻，而隐瞒了日本使臣玄苏往来朝鲜的事实。
实际上，玄苏于宣祖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出使朝鲜，并转达丰臣秀吉的书信，提出日本“欲犯大明”，并要求朝鲜“假道”以及和朝鲜结伙党等。按照朝鲜“从轻奏闻”的原则，金应南没有如实向明朝反映玄苏提到的情况。但是，明朝通过琉球和在日福建商人等途径，已经获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并且得到情报说朝鲜已经屈从日本，要做日本侵略明朝的向导。
影视剧中的明朝朝廷
明朝拿这些情报咨问朝鲜，朝鲜遂派出陈奏使韩应寅向明朝报告日本恐吓胁迫朝鲜，意图侵略大明等情况，认为琉球的情报乃诬蔑朝鲜的“流言”，为朝鲜辩白。同时澄清朝鲜不但没有结党日本、做日本人的向导，反而严词拒绝了日本“借道”等要求，从而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明朝对朝鲜的怀疑。
韩应寅在北京期间，受到久不临朝的神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朝鲜接着派遣谢恩使申点到北京，一方面向神宗谢恩，一方面更加详细地报告了日本的情形。
明朝方面从朝鲜得知日本欲侵略大陆的动向之后，即下令沿海各省加强防范。可以说明朝对朝鲜的疑虑的解除为后期派兵援助朝鲜扫清了障碍。
明朝疆域图
壬辰战争爆发，朝鲜迅速溃败
为实现通过朝鲜攻取明朝的战略意图，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日军小西行长率领军队正式向朝鲜南部城市釜山出击。这次战争发生在壬辰年，因此也被称为“壬辰倭乱”。小西行长攻打釜山时，釜山城内有军队八千多人。可是朝鲜军队因为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在日军先进铁炮的轰击下，釜山很快就被攻陷。
小西行长几小时内攻破山城东莱府。之后加藤清正率领第二军团从蔚山、庆州方向和黑田长政率领第三军团顺着金海、星州方向，三路日军在朝鲜境内长驱直入，直指汉城。警报传入汉城，“边书告急，日且十数次。皆言贼势浩大，难以防御。都内人民，遑遑惴惴，皆是崩溃之色”。
日军攻入朝鲜
朝鲜朝廷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慌忙开始布置防御。因为平时军纪涣散，士兵很大一部分是招募当地散民临时练兵，再加上武器装备落后，朝鲜部队对日军进攻几乎无还击之力，尚州、忠州先后被日军攻陷。
战败消息传到朝鲜朝廷，宣祖立刻想到了逃跑。尽管有名将申砬的奋力抵抗，但最终也没挽回战败的结局。宣祖预料到结局，决定召集大臣，宣布立次子光海君李珲为世子掌管国事，自己在尹斗寿和柳成龙的护送下逃往开城，5月初八日到达平壤。
当时的朝鲜士兵
日军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拿下了大半个朝鲜，势如破竹。在占领汉城后，日军一直打到临津江南岸，江北的朝鲜军由于对战势缺乏客观判断，将领指挥不利以及军心涣散，临津江防线失守，以小西行长为首的日军一路向北推进。
此时朝鲜朝廷内部一派要求宣祖死守平壤，一派则主张继续北逃。最终尹斗寿、金命元等主张坚守一派根本无法抵挡日军的铁炮攻击，落败而逃，日军攻下平壤。而宣祖一行则离开博川，经定州、宣川 避往朝明边境的义州。
与此同时，日军陆军陆续开往平壤，平壤城陷落后，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境。柳成龙对宣祖的逃难行程做过简单表述：“壬辰四月三十日，车驾西狩。五月三日，贼入京城，车驾次于平壤。六月，贼兵至大同江，车驾幸宁边，进次博川。既而平壤陷报至，车驾次子义州，遣使请兵中原，又请内附。”
朝鲜军与日军血战
宣祖移驾义州，即派遣使臣到中国“请兵”和“请内附”。宣祖在6月18日从定州奔向郭山的行程中，召见柳成龙，告知自己的“内附”决定。宣祖说：“今日之行，专为内附也。卿可先行，如遇天朝人之来，必先道贼情，后言渡辽之意。”
面对朝鲜“内附”请求，明朝如何表态？
壬辰倭乱爆发初期，日本军队没遇到任何抵抗，顺利从釜山登陆。沿釜山一路向北，仅用二十天的时间就攻下了汉城。可以说壬辰战争爆发的四月到八月期间，朝鲜几乎处于无防备状态。结果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从大同江到成镜道会宁地区都被倭寇占领。
当时的倭寇
鉴于此紧急情况，宣祖于4月30日离开汉城，前往平壤避难。朝鲜军队的败北情报相继传到汉城，人心惶惶。于是在朝廷里，“建储之议”和“去汾之议”作为补救措施被提上日程，光海君被册封为王世子。
忠州败报传开后，宣祖决定西行，自此走上了“播迁”之路。在危急状况下，宣祖的亲信势力李恒福把向明朝请兵和让宣祖到辽东“内附”一起提了出来，这即是所谓“内附”和“请兵”最初的缘起。在朝鲜君臣忧心忡忡、计无所出之际，备边司启请移咨辽东请援。李恒福对此表示：“今八路溃裂，无望收拾图全。今我无复可为，不如具奏天朝，请兵来援。”
朝鲜宣祖
宣祖同意李恒福的意见，“即遣人移咨辽东，告急请兵。此请援天朝之始也”。“赴辽内附论”作为朝鲜朝臣之间的重要问题，实际上是应对战败结果的一个对策。但与问题的严重性不同的是，朝廷内部存在东人党和西人党的严重斗争，因而形成了两种观点对立的局面。
柳成龙持否定立场，他认为“内附”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丧失。而宣祖则持肯定立场，他以安南国为例，认为这不失为重新复国的一种方法。赞成“内附”的李恒福认为这是应对恶劣战势的对策，建议把避难政府迁往义州，来请求明朝的援救。最终“内附”论因为大臣们的反对和明朝的态度而破产。
左丞相尹斗寿
随着事态的日益恶化，向明朝请援的议题被再次提上日程。大司宪李恒福和左丞相尹斗寿的言论集中反映了这一事实。
大司宪李恒福言于朝曰：今日之贼，非我国独敌，请速求救于天朝。尹斗寿以为：况天朝发兵救援，固未可期，而上国之兵一入我境，则厥后难处之忧万倍于此，岂可轻举此事乎？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李恒福主张向明朝请援，而尹斗寿却倾向于自主防御。他认为明朝军队一旦进入朝鲜，日后可能会引起更大的问题。两人的分歧与其说是东西分党之争，倒不如说是对解决事态的方法上的分歧更为恰当。
当时的朝鲜王宫
朝鲜朝廷向辽东都司报告了倭寇入侵的消息，决定从开城转往平壤之后，由于尹斗寿的申请又一次向辽东告急。而且在平壤驻军之后，又派遣司译院译官韩润辅去辽东上报了咨文。在咨文中，宽殿堡副总兵佟养正向义州镇节度使黄进通报了带领军队越过鸭绿江之事，同时欲将此意思转达给宣祖。
对此，黄进以为：“我国虽猝被兵祸，举国奔播，然弊境兵足以当贼，岂劳大人之救乎?”黄进的言论意图表明朝鲜有信心自己抵抗倭寇，实际上暴露出对于处理紧急事态方面能力的欠缺。宣祖希望远赴辽东，但屡次遭到崔兴源等人的反对。
对此，宣祖情急之下曾说到：“然则何不言可往之地?予死于天子之国可也，不可死予贼手。”既然大臣们提不出哪里是可居之地，那么宣祖宁愿死在中国，也强于死在日本人手里。也就是说宣祖认为“内附”是解决问题的 办法。
从另一方面看，宣祖是想通过事大外交来解决因外敌入侵导致的相关后续问题。在他看来，到辽东去不但可以避难，而且可以效法安南的先例，请求明朝出兵救援，朝鲜则可以复国。虽然宣祖通过安南国的例子强调赴辽东的理由，但是大臣们认为因为之前曾派遣通信使赴日本，与倭寇有过“通交”的事实，即使明朝可能理解，也不一定就能够接受朝鲜的请求，因而反对“内附”。
当时的安南
宣祖于6月14日离开宁边，22日到达义州，此时他对渡辽的想法依然耿耿于怀。因此，不顾尹斗寿等人的反对，毅然向宽殿堡副总兵佟养正递交了“内附”的咨文。但是朝臣们一致认为，国家尚有领土没被倭寇霸占而国王就离开，未免时机尚早，所以决定在义州观望。
对于朝鲜国王到辽东“内附”的请求，明神宗说：“朝鲜危急，请益援兵，尔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也就是说，神宗皇帝命令兵部审议朝鲜请兵之事，如果朝鲜国王来的话，可以选择一处“善地”供其居住。明朝拟定的“善地”是宽奠堡，让朝鲜君臣入驻宽奠堡空闲的官衙。
明朝疆域图女贞就位于宽奠堡附近
由于该地临近女真，并不是当作临时都城的理想之地，所以宣祖决定留在义州。实际上，明朝兵部咨问辽东都司，对朝鲜国王提出的“内附”感到左右两难。据记载：如果拒绝宣祖入辽“内附”，不但朝鲜国王没了立足之地，而且中国会失掉藩属的“仰赖之心”；如果接纳他，则事情重大，臣子不能擅自决断。而且即使接纳朝鲜君臣，人数也不能过百。
最终，明朝兵部综合辽东巡抚郝杰等的意见，认为：若朝鲜国王兵败入辽，“拒之不仁，纳之难处”，所以，应该勒令朝鲜君臣和勤王之师据险要之地以固守，等待明朝的援兵到来。神宗认可兵部的意见，提出朝鲜不能坐以待毙，而是固守以待援军，以图复国。也就是说，明朝方面虽然有条件地认可了宣祖的入辽，但是也感到为难。因此听到他留守义州的消息，就顺水推舟，要求宣祖召集勤王兵马，等待明朝援军固。
朝鲜宣祖
至此历经两个月，“赴辽内附论”作为朝臣之间争论的焦点暂时画上了句号。总之，“内附”问题可以理解为在面临大敌之时，由于各自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的不同，赞反双方形成意见的对立。
宣祖和李恒福从对明外交关系的层面，采取事大的态度解决“内附”问题；而柳成龙和尹斗寿则主张自主解决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对朝鲜的对明外交政策窥见一斑。虽然宣祖国王最终也没能跨入辽东，但“内附“请求到达朝廷后，明朝对于朝鲜的疑虑有所减轻，同时也认识到朝鲜战事的紧急性。”
因此，“内附”问题的处理对于明朝尽快做出援助朝鲜的决定产生了积极地影响。朝鲜王朝为了避免亡国的命运，同时提出了到中国避难和请求明朝派兵援助抗日两个计策。赴辽“内附”被否决之后。朝鲜方面开始专注于“请援”。与请求“内附”不同的是，历经多次交涉，朝鲜“请兵”问题最终以明朝答应派遣援军而圆满收尾。
影视剧中的明军
朝鲜王朝的“请援”使行
日本侵略朝鲜并长驱直入半岛北部，朝鲜王朝感到只有求救于明朝，才能制敌。因此，陆续派出使节赶赴北京和辽东，向明朝请求派兵援助。最初是谢恩使申点和圣节使柳梦鼎在北京的请援活动。首先来看谢恩使申点的使行活动。
之前我们说韩应寅出使北京，明神宗“出御皇极殿，引使臣慰谕恝恳，赏赉加厚，降勃奖论”。为了感谢明朝皇帝的恩典，朝鲜派申点为谢恩使出使北京。申点一行在北京期间听闻朝鲜遭受日本侵略的消息，随即展开了求援活动。
明神宗
申点和柳梦鼎相继拜见明朝兵部尚书石星，上书陈奏倭情，至情至理。石星感动于二人的言行和忠贞，遂决定出兵援助。申点在与明朝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尽力请兵之功”。明朝兵部尚书石星见到如此“忠君徇国之人”，即礼貌待之，极力称赞申点之忠。
后来在明朝九卿大臣会议的时候，有许多大臣提出反对出兵的意见，唯独兵部尚书石星以为朝鲜对明朝诚心事大，必须出兵援救，否则一旦朝鲜兵败而归于日本，则中国边疆安全堪忧。
申点不但以忠义之情打动了石星，说服他答应出兵援助朝鲜，而且从北京购得了朝鲜所急需的战争物资——弓角和焰硝。由于申点请兵有功，壬辰倭乱之后朝鲜论功行赏，封申点为二等“宣武功臣”。
当时的宴席
年5月，柳梦鼎以圣节使身份赴北京，同年9月返回汉城。所谓圣节使，就是为祝贺明朝皇帝生日而前来的使臣。此次柳梦鼎出使，除了圣节使自身的任务外，更重要的是报告日本侵略朝鲜的情况，请援和请求“内附”。
柳梦鼎在北京期间与明朝官府“善为周旋”，从宋应昌等明朝官员那里获得了明朝即将派兵援助朝鲜的信息。申点和柳梦鼎出使北京，他们出使的名义本来不是专为请援而来，但二人都进行了请援的活动，特别是向明朝君臣说明了日本企图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情况，说服了石星等人，使明朝了解日军的动向，为准备向朝鲜派兵做好了铺垫的工作。
朝鲜义军与倭寇大战
明朝 次出兵抗日援朝
经过朝鲜的多次请援，明朝从保护藩属国的立场出发，毅然决定出兵救援朝鲜。万历二十年六月，“戴朝弁、史儒二将领军马，十五日过江”，明朝派出督战参将戴朝弁和游击先锋史儒率明军一千多人 批进驻朝鲜。
对于明朝的这次出兵，朝鲜君臣是不满意的，因为“兵数不满所请”。所以朝鲜君臣决定再次渡江，向佟养正、史儒两将请求，或者向副总兵祖承训当面恳请派给大军。随后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两批援军进入朝鲜，总数大约有七千人。
影视剧中的明军
祖承训率军向朝鲜进发的过程中发现，朝鲜境内军队军纪涣散，后勤保障滞后。这与明朝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大相径庭，使得祖承训不敢贸然轻敌。七月初，宽奠副总兵佟养正在顺安与都元帅金命元率领的朝鲜军队一起战斗，数日间“斩贼积至千余级”。
日军没料到会遭到攻击，纷纷溃败。明军初战告捷，主力继续前进攻打平壤。平壤城在隋唐时期被称为小长安，规模并不小。但是从朝鲜李朝建立并于公元年迁都汉城以后，平壤在两百年间逐步败落。城内道路狭窄，明军骑兵无法展开大规模攻击。再加上雨天行军，道路泥泞，这对于擅长骑兵的明军来说是致命的弱点，于是让日军有了反击的机会。
明军与日军混战
日军在平壤城内道路两旁的屋中开凿壁穴，施放鸟铳，交战中史儒中弹，戴朝弁身负重伤。另一方面祖承训部队与日军的交战过程中，军兵不卖力作战，甚至有部分士兵在交战之时倒戈，各种综合因素导致作战后期的大溃败，明军生还者仅剩三千。
因此而祖承训率军撤往安州，随后返回辽东，明军平壤初战以失败告终。明朝和朝鲜联合军的首次败北对于明朝和日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明军不顾初战战败前来救援，这极大鼓舞了朝鲜的官兵，同时也给予日本方面不小的打击，因为明军的迅速加入是日本没料到的。
当时的倭寇
明军二次出兵的奠基人，奏请使郑昆寿的“请援”
明朝廷派遣祖承训出兵，初战败北。《明史·朝鲜传》记载：“游击史儒等率师至平壤，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之，仅以身免。”引发明朝朝廷震动。从明朝派出的将领及兵饷数量上看，明显是对朝鲜的请援虚与敷衍，至少是轻敌冒进。明朝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之后，于年10月任命总官兵“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救朝鲜”。
10月25日，李如松率四万大军进入朝鲜，并于次年正月取得平壤大捷。明朝前后两次派兵有如此大的变化，是与朝鲜请援使郑昆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郑昆寿的赴京请援，对推动明朝派兵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影视剧中的朝鲜士兵
郑昆寿，字汝仁，号栖谷，其所撰《栖谷集》中收录的《赴京日录》和部分咨文、奏书等详细记录了他出使北京请援的过程。据《梧谷集》郑昆寿年谱记载，宣祖二十五年八月，郑昆寿“差请兵陈奏使，二十四日拜辞。十二月初八日返回朝鲜复命，即赐对。”
出使北京之前，宣祖引见郑昆寿，面授机宜，给郑昆寿下达的出使任务包含了三层意思：向明朝奏明日本意欲明年正月来袭，让明朝在正月出兵；日本如果留在了朝鲜，那么侵犯辽东之意便很明显，所以希望明朝将日军一举歼灭；希望明朝援助之时水陆并进。同时鉴于国内残破不堪，己无能力支撑战事，希望明朝军队能够自备粮草。
郑昆寿九月十八日到达北京之后，立即请见兵部尚书石星，但并未如愿，只是递上奏本而已。直到二十八日，才得以见到石星，趁机递上呈文，描述了祖承训与史儒兵败朝鲜之后的情形，恳切表达了请援之意。
影视剧中的明朝军队
平壤贼，自天兵卷还之后，益肆其毒，抢掠焚烧，日甚一日。而贼兵在黄海道者，陆续添入平壤，诸道贼亦将成集。观其计，似欲待江水合水西向。故国王之心火一般，委遣专使，恳乞速发兵运粮，及时援救。
见到状启内容，“石星感动，泣下沾襟”，表示力主出兵救援。明朝决定加派二万兵马，但是一直没有确切的行动，出兵要求又没有了结果。于是郑昆寿在十月四日再次向石星上书。
郑昆寿在书中力陈明朝出兵救援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救援的兵力数量。其中提到当时在朝鲜的日军数量不少于四五万，非用十余万兵不足以全歼。而听说明朝实际派遣的军队只有数万，因此郑昆寿担心“实非胜算”，坚请明朝廷至少调遣七八万兵员。
影视剧中的明朝将领
他的坚持不懈取得了石星的信任和支持，石星的积极行动终于对请援行为有了明确的响应。郑昆寿在确认了明朝出兵的决定，准备回国之前，于十月二十七日第三次向石星呈上呈文，请求尽快派兵。
郑昆寿提出：时至深冬，朝鲜的情况已经适合明军出兵作战，希望明军此去能斩草除根，一劳永逸地剿灭倭贼。而且兵贵神速，请求明朝速发十万大军，尽剿诸道之贼。如果明朝派兵全歼日军，则可使天下太平，不但“小邦”朝鲜得以保存，中国疆场之安危也尽在此举。
郑昆寿在离开北京之前，还是念念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请求明朝尽速发兵，为请援做出 的努力。最终得到石星确定的答复：“殷勤开谕：二万兵己过江。大兵当于十二月初，大将李如松领去。”郑昆寿于年12月8日回到朝鲜，向宣祖报告了请援的结果。
影视剧中的明朝朝廷
其实从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一开始对是否出兵救援朝鲜犹豫不决，朝臣意见也不尽一致。尤其是在祖承训兵败之后，明朝甚至对日本感到恐惧。之后经过郑昆寿等一众朝鲜使臣力请，明朝才最终答应在正月初三，以十万兵力出兵援助。
郑昆寿将国家之事视为自己的责任，在九月十八日到十月二十九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力求解除同明朝的所有疑虑，陈情恳切，于情于理都打动了石星，最终赢得明朝出兵援助。
他在与石星等明朝大臣的周旋过程中，详细地阐述了朝鲜面临的迫切的战争状况，对明朝所关心的日本侵略军的动向、朝鲜残余军队的情况以及粮饷和军火等战略物资的准备与调拨情况等一一进行了说明，从而打消了明朝君臣的疑虑，使明朝君臣坚定了出兵援朝的信心。可以说，郑昆寿在明朝出兵的问题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朝时期的军火
明朝二次出兵，取得平壤大捷
明朝第二次出兵并取得平壤大捷，实现了战争的重大转机。明军在到达朝鲜同倭寇交战之前，国内也是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在神宗二十年年年底派大兵 进入朝鲜。在祖承训率领的小规模军队败北之后，明朝廷意识到倭寇比预想的要强大，从而断定想要歼灭他们必须得动员浙江等地的火炮部队。
因此，从各地征集以火枪手为主的兵力，广施银两购入军粮，为再次出兵做准备。可是，除了北京和辽东的兵力，将浙江、广东、四川、云南等地征集的兵力集结到辽阳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宣祖二十五年八月下旬，朝鲜朝廷派遣陈奏使郑昆寿请求援助的时候，明朝以所谓用兵之道贵在天时地利，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这样的理由搪塞了过去。
影视剧中的倭寇
同年十一月，明军对倭寇的兵力、兵船的规模、配置状况以及朝鲜的军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为出兵做准备。而朝鲜方面派韩应寅向宋应昌提交咨文，催促明军早速发兵。咨文强调明朝的出兵不仅仅是为了朝鲜也是为了明朝，以此为由向明朝提出尽早派兵的要求。
朝鲜提出，如果朝鲜灭亡，之后中国就要独自抵抗倭寇，这样必然恢复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因此，朝鲜哀婉的恳求请援不是只为了朝鲜，实际上是为了明朝。请兵过于急切的宣祖甚至提出要亲自渡过鸭绿江去请援。
明朝方面，提督李如松率领的明军在年12月进入朝鲜。当时明军是由从各地征集的士兵和武将们率领的家丁组成，大 万8千名大军。李如松宣称正月可以收复平壤，不出2月可以收复京城，余下的各道至多在3月中旬可以收复。
明军与倭寇厮杀
参战士兵中不仅有被称为北兵的辽东、广宁、宣府、大同等地的骑兵，还包含被称为南兵的浙江和广东等地的炮兵和火枪手。南兵都是用可以抵御倭寇火榆的大将军炮、灭虏鹄虎蹲炮等多种火炮武装起来的。出身于北兵的提督李如松和出身于南兵的经略宋应昌虽然互相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但两人共同主导取得了平壤大捷。
年正月六日开始的三天时间，明军和朝鲜军队一起展开了平壤收复作战。两国联合军队在平壤城内彻底摧垮了倭军，平壤城得以收复。继而开城也被夺回，平安、黄海、京畿和江原等四道也一起被收复。
影视剧中的明朝火器部队
不仅如此，此时驻扎在咸镜道的加藤正清部队也受到朝鲜郑文孚部队的攻击屡次战败，听到开城失守的消息之后退踞汉城。在平壤战败之后，小西行长率领残余部队连夜跨过冰冻的大同江，逃往黄海道风山城。但是驻守凤山城的大友义统军得知平壤战败的消息不得不经过白川和开城退往汉城。
与此同时，驻守在白川的黑田长政和开城的小早川隆景也因遭到明军的追击全部撤回汉城。此时，倭寇处于自侵略朝鲜以来最为艰难的境地。由于平壤大捷，战势得以反转，倭寇从此处于守势。
明军火炮
明朝方面做出派兵援朝的决策，是在朝鲜使臣报告了日军的情况和辽东官员实地调查后完成的。明朝第二次派出大军并取得打击日军的首次胜利，与朝鲜请援使郑昆寿、尹根寿和韩应寅等人的请援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的活动对推动明朝派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结语
16世纪后期的壬辰战争是日本对以明为主导地位的东亚封贡体系的一次冲击。朝鲜对明朝二百多年来奉行“事大至诚”，例行的使臣派遣从未间断过。壬辰战争期间的请援使较之以前的使臣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肩负着拯救国家的使命，其使行尤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字小”之恩，是对东亚封贡体系下明、朝鲜关系本质 的诠释。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多次派使臣到明朝“陈奏倭情”，请求援助。在请求“入辽内附”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遂专注于请求援兵。
影视剧中的明军
可以确定的是，在“内附”和援兵问题上，明朝对于事态的把握历经了相当大的误解。为了确定实情，明朝花费了大量时间，朝鲜王朝君臣也为此做了许多释疑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外交方面的努力。
朝鲜王朝派往明朝请援的使臣多为当朝的 文臣，他们又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在请兵过程中发挥了高超的外交手段，是朝鲜朝中期外交的主导力量。在保障国家利益优先的前提下，在处理“事大”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时，他们的外交活动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在请兵过程中“活用”了“事大字小”这一中国春秋时代的礼论。
而明朝最终决定出兵的决策，中间也是历经了相当大的曲折，即：由刚开始的听取请援使的“陈奏”后半信半疑，到后来派遣官员确认实情，最终解除误会同意出兵。明朝派兵援朝，缘起于朝鲜的“请兵”；出兵决策的出台，则与朝鲜请援使臣的表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军的火器营
明朝出兵赴朝鲜打击日军，因为有朝鲜事前的“请援”而具有了合理的“名分”。朝鲜受到倭寇侵略处于危机中，明朝向朝鲜派遣援兵，关于派兵的名义是考虑到明朝和朝鲜的册封和朝贡关系，立足于救邢救卫、春秋之义的结果。
同时，所谓唇寒齿亡论的提出，也有保护国家利益的考虑。明朝迅速出兵的原因是救援朝鲜，同时也知道倭寇侵略朝鲜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如果说前者是出于传统的性理学名分论，那么后者则是作为外交政策中重要的一环，即国家利益优先的体现。
朝鲜请援使臣在请求明朝援助的过程中，一直固执地坚持“事大字小”的原则，认为只有明朝才能救朝鲜于危亡。这种思想延续到平壤大捷之后，朝鲜王朝从国王到普通两班阶层大都认为是“天朝上国”挽救了“小邦”朝鲜，明朝出兵对朝鲜有“再造藩邦之恩”，对明朝的事大关系得以深化。
中日朝三国混战
在中韩关系史上，特别是明末和明、清交替时期两国的关系史上，“再造之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转换契机。壬辰倭乱之后，再造之恩从单纯的事件的范畴脱离出来，发展成为一种“崇明”思想，成为朝鲜对明事大观念无限扩大化的原因之一。
这既是朝鲜王朝两班知识阶层原来持有的、对明朝的传统认识发展而来的产物，又是由于壬辰倭乱而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仍然坚持对明朝的大义名分，其理由也在于此。
总之，壬辰战争时期朝鲜王朝的请援过程像一面放大镜，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明朝与朝鲜的“事大字小”关系。朝鲜在危急时刻寻求大国庇护，对大国的“再造之恩”感激涕零，倍加崇拜。而明朝通过出兵援助朝鲜，来维持历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作为保护国家的自救之策来守住辽东，同时也切断了对明朝的早期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