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天津相互依存的历史关系中，给我们什么启示？
引言
从一个港口的角度来看，天津正好位于渤海向西凹入大陆的顶点，比渤海沿岸任何其他海港与北京的距离都要近。从这里东出渤海和黄海，即与太平洋相连，因而也是从北京通往海上的切近门户。
故《畿辅通志》曰：天津“当河海之要冲，为畿辅之门户”。天津的地理位置对北京来说，确实是生死攸关的一把锁钥。这把锁看得牢，就是保障北京安全的前哨阵地；反之，一旦锁启盗入，便成为外敌入侵，直逼京师的桥头堡。以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的时间为界，在前后两种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天津这个海上门户对北京来说恰恰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
古代的天津确实是拱卫京师的军事重镇，也是我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口岸。《天津县志》卷一《海防志》曰：“百里之邑，而带甲万人，其地重矣。县隶唐之范阳节度；宋泥姑、三女、小南河三砦及当城在焉；元专设海津一镇，又设副都指挥使镇遏之；有明置卫设镇，实踵诸此。盖邑濒少海，西隈莱登、辽阳左右相望，雍正中置水师都统与总镇，并为三方之中权，靖边远模。”
这是对天津古代海防情况的一般概括。但仔细考究起来，宋置泥沽诸寨是为防金，元置海津镇为防止宋之残余势力自海上来攻，都不过是兄弟阅墙，家里打架。所以，天津真正对外来敌人起防御作用是从明代防倭寇入侵进行援朝战争开始。
明嘉靖年间，日本丰臣秀吉统一了国内割据的诸侯，经济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商业发展十分迅速。为满足封建主和大商人的贪欲，丰臣秀吉政权积极对外扩张。万历二十年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占领朝鲜，而且要进一步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
明朝大臣当即指出：“倭得朝鲜以为巢穴，退可以守，进可以寇，中国从此无息肩之期。”《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一周孔教疏，转引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积极进行了援朝战争，天津便成为从海上援朝的兵站和物资供应基地。
明廷先命保定总兵官倪尚忠移驻天津，总管两镇兵马防御倭寇，又调宋大斌为天津海防游击，并命令兵部侍郎宋应昌到保定、蓟州、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同时，即调运大量物资、粮草、船艘至天津以备前方军用。
夏历六月，将漕粮67万石载留于天津备用，并将沿海洋海船余艘尽数留用。八月，天津防倭驻军已达2.3万人。又发钱粮在天津制造器械、火炮。十月，调沙唬船80只，哨官5员、捕舵兵士等余人，随船器械余件，药铅子余公斤至天津。同时，将援朝漕粮自天津海运至秦皇岛，再运到辽东。
明朝军与朝鲜军民配合作战，万历二十一年年，中朝军队大捷，丰臣秀吉被迫议和。万历二十五年年，日本再度大举入侵朝鲜，明廷任万世德为海防巡抚，汪应蛟为天津道，并派原浙江副总兵周于德为提督天津、登莱、旅顺等处海防御倭总兵官。
同时，发临清州、德州仓米，并召买粮食，从天津运往旅顺备用。从而使这次抗倭援朝战争再次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仍在天津设水陆兵,标下兵以备倭警。清朝同样十分注意天津的海防作用。雍正四年年设天津水师营，有都统1员，驻天津海口芦家咀。
满族协领4员、佐领24员、防御24员、骁骑校24员，蒙古协领2员、佐领8员、防绚8员、骁骑校8员，共领前锋甲兵名、炮于名驻扎，并设天津镇营、大沽营、城守营等。还在海光寺西、冯家口、三岔河北、窑洼河南、西沽、河北邵公庄、双忠庙等地设炮台7座。又在西沽、唐家湾、北仓、韩家树、蔡家口、榆树坟、疙疸、姜家井、三河头、八里台、梨园头等处设墩台11座。至乾隆八年年，天津有水师千人。
天津还是北京封建王朝与海外通商和外国使节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万历二十九年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贡品、方物及许多科学仪器来北京，就是自天津登岸的。清顺治十三年年，荷兰派使节杯突高啮、惹诺来华，也是自天津而至北京。
乾隆五十七年年，美国派使节来华同样经天津至北京，然后才往热河朝见乾隆皇帝。可见，鸦片战争以前，天津确实起了拱卫京师的海防作用，同时也是北京通向国外的海上津梁。但是，外国侵略者也同样一直窥视着这座海上门户。他们深知，要想深入华北内地，特别是直接影响北京的封建政权，不控制天津是不行的。
早在乾隆五十七年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中国去北京时就有意搜集了天津情况，要求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通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回国后，马戛尔尼仍然念念不忘天津，在向英政府汇报这次出使情况时，特意提到这个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
年爆发了战争。由于清政府的，侵略者的气焰愈加嚣张。当英国侵略者在广东遭到林则徐等爱国将领和当地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便派8艘军舰闯到天津海口，以便直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朝统治者果然被这近在京畿的炮舰吓昏了，立即下令将林则徐撤职，“严加议处”，并于年签订了《南京条约》，除割过吨，收购绒毛一次达几十吨文样天津英租界概况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这样，帝国主义通过天津，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控制了北京。从清未到后来的北京军阀政权都不得不听从帝国主义的摆布。天津城市的这种巨大变化，也该渐改变着北京这座古老的封建都城的性质，并影响整个中国社会走向更加苦难的深渊。
天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还从政治上影响着北京。清末的封建政府和后来的北京军阀政权，为了依靠帝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反动统治，经常把天津作为他们进行各种反动阴谋活动的“暗室”。
所以，当时流传着“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的说法。也就是说，北京表面上虽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实际上经常受天津的控制和影响。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比如，淮系军阀李鸿章就是把天津作为他的主要据点，不仅在这里训练北洋水师，并且把天津作为其他洋务运动的最主要的基地。
洋务运动在带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方面虽然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是补充了北京反动政权镇压人民的实力。又如，当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的革命活动时，同样是靠在天津小站屯兵的袁世凯为其主要支柱。而当慈禧死后，袁世凯害怕革新派的报复，便立即潜入天津，到英租界避风。
清末民初，北京政治舞台风云迭变，尤其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政权更替更加频繁。于是，北京许多军阀政客把天津租界地作为他们从事政治阴谋或藏身避风之地。自辛亥革命到“七七事变”，军阀、官僚、封建遗老到天津做寓公的数以百计。
北洋政府时期有五大总统，其中有4个都和天津英租界有密切关系。黎元洪下野后跑到天津英租界，继续发布“总统指令”“总统任命”等。曹锟下野后，同样寓居于天津英租界。黎元洪、曹锟、徐世昌都是死在天津租界的。此外，天津的遗老遗少，如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溥仪之父等。也都寓居于天津。而溥仪被赶出故宫后，又曾被日本特务机关劫持到天津，然后去做伪满洲国皇帝。
再如，阎锡山在年中原大战后宣告下野，乔装来到天津，在日租界得到日本总领事馆的保护，架设军用电台，联络各地旧部，然后才由天津转移到大连，从而东山再起重新称霸于山西。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从固有的历史规律中找到现实的借鉴。从北京与天津相互依存的历史关系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规律性的认识和对现实有益的启示呢？
第一，北京与天津的历史关系，反映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某些重大环节，从这些环节中可以看到北京和天津得以发育、成长的原因和条件。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因此首都的形成不仅是社会一般政治、经济运动的结果，而且与民族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封建社会的早期，我国民族斗争的焦点在西部地区，所以，长安、洛阳等古都的出现，不仅与黄河中游文化经济发展有关，也是当时民族的一定反映。封建社会进入中期以后，民族斗争的重心开始向东北转移，北京的发育和成长正是民族这种重大的转移的结果
五代以前，东北民族虽然逐渐强盛起来，但还没有达到与汉族势均力敌，能够抗衡的地步。这个时期，主要是汉族向东北地区开发。曹操攻乌桓、隋文帝和炀帝攻高丽，唐初从太宗到高宗进军东北和征伐高丽的活动，正反映了这个逐渐开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是向东北进军的基地。
为了供给这个基地，沟通了海河水系，修通了大运河，形成了天津地区的水运枢纽形势。中原政权每一次向东北进军，北京和天津地区便得到一次较大的发展。所以说，北京古代虽然主要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天津中心城市的出现也相当晚，但两个地区的发展却与许多全国性政治、军事活动相联系。研究北京和天津的历史看不到这一点，把它们只放在局部的区域活动中考察。便不能深刻了解到其真正的成因。
五代以后，北方民族，特别是东北少数民族日益强大。民族斗争的形势变为少数民族不断南下，甚至入主中原，最后与汉族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真正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北京正是这种大统一形势下的首都，天津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辅助北京而发展起来的。它们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大统一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天津史者往往只注重近代，若从上述历史过程看，古代天津历史同样不可忽视。
第二，北京周围历史上的卫星城不止一个，但很多卫星城与北京的密切程度和对北京影响之大，都远远不如天津
天津与北京可以说一直是息息相关生存与共的。所以形成这种状况，不仅是由于北京这个城市本身的特点所致，也和历史上全国经济形势有关。作为各民族活动中心，北京成为首都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和必然性，但由于其经济上的贫乏，作为首都又有天然的不足。我国自唐朝中期以后经济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而政治中心却在北方。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这种分离，不仅要求有一条“动脉血管”源源不断地将血液供给北京的首脑机关，而且需以此调节和平衡南北经济，补充北方经济的不足。这条动脉就是大运河，天津则处于这条动脉的心脏部位。它是河、海两用的水上码头，又离北京最近。如果从全国地图上观察，它正处于南北适中的地方。
历史说明，没有北京就不会有天津这个北方大城市的出现，没有天津则不可能长期保证北京的首府地位。天津的这种历史作用是北京周围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所不能代替的。历史上保定、承德、张家口等城市，都曾在某个时期、某个方面对北京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但无论时间的长短，影响的大小，都无法与天津相比拟。对于天津的这种历史地位应给以充分的评价。
第三，北京与天津的历史关系，还使我们认识到城市发展的一些重要规律
有的城市学家提出，中国城市发展与西方不同。西方最大的城市往往在河滨，是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而中国，由于很早就出现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和采取了郡县制，城市形成往往根据政治统治和军事活动的需要而人为设置。
虽然在建设这些城市时不能不考虑到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但这并不是中国城市形成的第一位因素。这种看法无疑有一定道理和许多历史根据，但若把它绝对化，只看到中国城市的个性，看不到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共性也是不对的。北京与天津的相互关系正说明了这种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北京这个大城市的形成是中国城镇发展特殊规律的产物，它的确是为政治和军事目的而设置的，并不具备十分优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但是，这样一个大城市，特别是都城，绝不可能独立生存，所以才产生了天津这样的经济辅助性城市，为北京提供物资条件。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城市发展与其他国家又有共同规律。城市可以分工，但又必须协作，任何一个大城市不具备一定经济条件不可能独立生存。如果这个城市本身经济力量不足，就必然会在它的附近形成另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辅助城市。
第四，北京与天津发展的历史，还为我们当前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历史上的天津与北京有一定的分工，但又总是相互辅助的。北京一直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天津则主要担负经济职能。北京的经济需要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天津或通过天津这个转输点来供应，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适当发展一些必要的工业生产，特别是直接为城市人民服务的轻工、建筑、食品等工业部门是完全必要的。
但如果同其他大城市一样，搞成一个既有纺织，又有钢铁，又有机械，又有石油化工等包罗万象的大而全的工业城市则没有必要，也不符合它的客观条件。所以产生这种倾向，一方面是片面理解“变消费成市为生产城市”这一口号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行政区域的人为切割有关。
历史上，城市之间有着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分工，今天同样应考虑到这一点。在古代交通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城市间尚且注意到相互分工和联系的问题，今天就更没必要人为隔离，各自为政，一切都自成体系了。
世界其他国家的各城市之间，也常能各有重点和分工。因此，在全面考虑今后国土规划的时候，应该认真注意历史经验，更好地发挥天津对北京在经济上的辅助作用。这样，北京在政治、文化、科学上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历史上在北京建都的中央政权，不仅注意到对天津的利用，还十分重视北京对天津的帮助。这一点自明、清以来体现得更为突出。
结语
现在，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积蓄了相当雄厚的文化科学力量，在这方面，北京理所当然地应为天津提供更多的方便。天津在很长时间内是北方第一大工业城市，但在科技力量方面却远不如上海，文化发展则不能与北京相比。从天津本身来说，自然需要大大加强这方面的力量；从北京的自身利益来讲，也应该给天津吃一些“偏饭”。天津与北京作为姊妹城市必须互相补充方能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