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普通人为对象的爱情叙事反映了现代社会复杂的两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市民文化中的社会矛盾。何顿在《幸福街》中通过对青年一代与父母一代两辈人的爱情故事的描绘展现生活最本真的状态，以底层市民群体爱情问题来折射社会的发展状况。本文从故事模式、艺术表现以及价值与局限三个方面对不同人物角色的爱情叙事进行研究，旨在基于对作品中的形象塑造的梳理来发掘叙事特色与技巧以及探寻隐藏在情感关系和伦理关系背后的文化内涵。
何顿在一次访谈里这样说道：“我喜欢写底层人物，写底层人物更能体现人的本性……底层人过得生猛海鲜一些，扯皮、打架、敢作敢爱，这种感觉是活力。”
在《幸福街》中何顿就以底层男女为原型塑造了普通人的人物群像，不仅不同于《黑道》讲述以男性为主体的黑势力的成长来揭示社会阴暗面，有别于《抵抗者》中以普通老兵艰难顽强的抗战一生暴露出战争的残酷，还有异于《湖南骡子》在历史长河里描画湖南人坚韧倔强的精神，《幸福街》一书的人物丰富性与情节生活化可以说标志着何顿在现实主义写作层面上又进入了新阶段新高峰。
在书中，何顿以黄家镇为聚焦地点主要写了包含何勇、林阿亚、陈漫秋、黄国辉以及张小山在内的青年一代和周兰、赵春花父母一代成长变化的命运遭际，他花费了大量笔墨展开写几对男女之间的恋情。
爱情叙事比重的大幅增加显示出何顿立足生活为普通人立传的写作观，他由普通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引申到心理需求，从而进一步引发对时代大背景如何影响人的深思。
故事模式
在书中，青年一代的爱情故事主要是以女性林阿亚为中心设置了何勇、黄国辉以及张小山三位男性的故事情节，而值得一提的次要女性人物黄琳也与高晓华、宋力以及李副区长三位男性发生感情纠葛。对于父母一辈，围绕赵春花同样安排了陈正石、黄迎春、常万林三个男性形象。
可以说，一女三男的经典模式在《幸福街》中又得到了表现，这一模式可谓有作者独到的匠心。何顿此种设置与同被列为“晚生代”的韩东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前韩东在《欢乐而隐秘》一书中也曾应用这种模式。
韩东笔下张军、齐林和秦冬冬三位男性的存在实际上是隐射着女性形象果儿的人生阶段的转变，他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阶段性的特征。再看何顿一书同样如此，黄琳的爱情经历中高晓华充当着启蒙者的角色，使其开始接触男女情爱，而宋立的出现则昭示着她摆脱传统婚恋观贞操观，以性解放的观念大胆追求个人欲望，并且这也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预示其走向爱情悲剧的结局。
最后与李副区长的结合是黄琳爱情的终点站，与这一人物的相遇并且婚姻不幸是黄琳放纵个人情欲的必然结果。但与《欢乐而隐秘》的果儿不同的是，《幸福街》的黄琳并不是经历三段感情而得到精神心灵上的升华，而是在沉溺欲望中而逐渐失去理想目标。而赵春花的感情遭遇则与果儿相似，是呈上升趋势的。
赵春花一开始经历了原配丈夫陈正石的打骂与逝世，后来在黄迎春的赏识之下发掘了工作能力与个人价值，最终常万林对其的呵护关心使其打开心防而收获中晚年的幸福安稳。但是林阿亚与何勇、黄国辉以及张小山的人物关系上并不存在阶段性特征，笔者认为这四人的一女三男的设置是作者为了串联整个故事的人物而形成的核心关系，以此生发出对各人的生活轨迹的描写，并且通过四人迥然不同的发展展现丰富的人物群像，还原时代情境。
艺术表现
（一）独特的叙事意象
1.迷雾里的浅蓝色跳板
书中曾四次描写周兰睡梦中迷雾里的浅蓝色跳板，这一独特的意象贯穿了周兰的感情经历，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
第一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少女时代，那是在她钟情于林志华后，少女情怀的周兰在内心产生了对林志华的情思与遐想从而难以入眠，朦胧迷糊中跳板上的阻拦喻指沉睡的失败，以周兰情思的深重预示着二人的恋爱。
第二次描写出现在周兰思考个人前途时，孤儿寡母的周兰内心一直因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所挣扎，但为了寻求靠山不得不依赖严副主任，这里的跳板喻指其走向成为情妇的生活，为下文做铺垫。第三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与严副主任确定关系的那一天，这一天她梦里的跳板喻指着回归原本个人生活，但是正当她站上跳板时严副主任到访使其惊醒。这一天成为周兰生活的转折，严副主任成为其家庭的主导者，影响着她接下来的一切活动。所以笔者认为这里是为了引出严副主任这一人物的特定出场而设置。
第四次描写是出现在周兰发觉他人对两人不正当关系的议论后，显示了周兰内心的无助与迷茫，站上迷雾中的跳板喻指着周兰将要通往新学校的新生活，再次进入人生的转折点。
2.树
在《幸福街》一书中，树是常见的意象，枇杷树、大樟树、梨树、桂花树比比皆是，这不仅是再现作者记忆中故乡的景象，同时也有作者关于写作技巧上的用意；在何顿笔下，有时候树的描写与人物的感情发展相结合。
在周兰经过感情波折后最终通过介绍认识了马主任，两人的见面就是在大樟树下。在书的开头大樟树就被介绍为幸福街的象征，“枝繁叶茂……开花时……让幸福街的人个个呼吸着花香入梦”，可以说它代表着生机与活力。作者选定这一地点让两人相见，有着周兰走向安稳平静的小日子的寓意，预示着周兰好的感情归宿。
又比如林阿亚考上大学后与何勇出现感情危机返回家乡后书中对树的描写，她一人散步时看见树木仍是原本的样子，唤起林阿亚对往日美好记忆的向往与不舍，从而对两人感情的去留做出了重要决定，在这里树成为二人关系的推动者。除了是正面积极的代表，树同时也是反面消极的象征。
例如黄国辉的暗恋并不顺利，他邀约被拒后书中有对黑夜里的树木描写，“一棵棵大樟树和槐树在麻石地上投下了诡秘的黑影”，树木在这里代表着阴暗的意象，树因其浓密、遮蔽投射出人物阴森昏暗的心理，表现此时黄国辉感情受挫的悲伤消沉。
（二）狂欢化的叙事法则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处于转型期，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促使社会多元化观念兴起，此时狂欢精神影响当代文壇，反映为狂欢化的文学叙事。何顿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表现为边缘人形象的刻画。王建刚指出，边缘性是狂欢化的本质所在，狂欢生活可以说是一种边缘生活，且狂欢生活中的人是一种边缘人。
就何顿《幸福街》而言，其中的边缘人大致包括两类，一是理想破灭的知识分子如黄琳和高晓华，二是无正当职业和人生追求的混日子青年如张小山和黄国辉。
他们都对传统价值观念做出了一定反叛，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可以看作是具有敢于行动但缺少深思的“我不想事”性格内涵的人物群像的延续。黄琳与高晓华作为时代里占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开始胸怀大志，但是沉溺于情欲以及自己虚拟的理想国，使得二人与现实理想渐行渐远。而张小山和黄国辉虽然敢想敢做，但物质至上的金钱观与不顾后果的盲目义气观导致了他们的必然悲剧。
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人的主体分为三个层面：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就是欲望自我，而自我则是现实自我，超我乃是道德自我。黄琳首先是在本我的驱使下，与高晓华孤男寡女在密闭的小农场发生了关系，这是她遵从个人欲望从而产生的第一段感情。
现实状况中黄琳与高晓华结为夫妻，她理应从一而终，遵循超我与自我对本我的限制，但是她无法协调三者关系，与宋立维持违背道德的婚外恋，从而使婚姻破裂，导致高晓华行凶伤人。
而张小山是金钱至上信条的信奉者，这是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得作者塑造出来的人物，他渴望衣食无忧、出人头地，这是他的本我需求。但是后来生意一次次失败，现实自我与本我发生了冲突。而张小山已经在生活中尝到了金钱带来的权力地位的甜頭，生意失败的现实让他也不能放弃赚钱的思想，贪婪的欲望使他难以自拔，逐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后以被制裁的死亡结局收场。
黄国辉与张小山稍显不同的是，在为金钱之外他秉持着讲义气的准则，但也正是盲目的为兄弟两肋插刀的观念促成了他的悲惨。所以说，纵欲主义和拜金主义组成了何顿《幸福街》中的狂欢化的叙事法则的文学景观，从而呈现出小市民的爱情悲剧：高晓华囚禁黄琳并行凶伤人、张小山家庭破裂以及刘艳艳抛弃黄国辉和儿子出走。
（三）地方性的叙事话语
何顿作品具有鲜明的长沙乡土特色，使用了大量长沙方言写作。首先，以粗野的骂语体现农村人物粗鄙霸蛮的性格。“操”“卵”“鸟”以及“鳖”等粗鄙的字眼在人物对白中出现。
比如“卵”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主要为动植物的雌性生殖细胞以及某些动物由卵细胞发育成的借以繁殖传代的物质，如鸟卵，但是在长沙话中就成为专门用来骂人的语气词，还有“鳖”字，原本是指爬行动物，俗称王八，而在长沙话中意思改变指女隐，小说中的人物常以骂“卵”“鳖”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愤怒不平。
黄琳在嫁给李副区长后两人感情淡漠，一次争执后黄琳恶狠狠地骂其“土鳖”来释放心中的不快，表示对农村成长起来的丈夫的轻蔑，并且这一句骂辞也能看出黄琳从小由高干家庭出身而养成的心高气傲的个性。陈兵与荷花两夫妻争吵中“鳖孙”“蠢鳖”与“鳖堂客”脱口而出，鳖带有贬义色彩，可以用来发泄对任何对象的不满，此次对骂昭示着两人感情危机。
张小山和黄国辉的人物对白中常见“卵”字，不仅是二人文化程度较低、素质不高的体现，也是其性格粗鄙的表现。
学生时代张小山对黄国辉喜欢林阿亚但是两人不可能的评断招致了黄国辉的一句“讲卵话”，表达他对这一说法的不满与生气，能看出其在感情方面对林阿亚的痴情。小说语言以写实为主，形形色色的人物日常交谈里的粗俗词汇被生动再现，湘楚文化的野性在此可见一斑。
其次，何顿爱用带“鬼”和“崽”的词语与句子，体现长沙人豪爽、泼辣的表达特点。如“哪个鬼”“眼镜鬼”“懒鬼”“高兴个鬼”和“鬼市场经济”等；“懒鬼”就是指不勤快懒惰的人；“高兴个鬼”指一点都不高兴；“鬼市场经济”指令人讨厌的市场经济，带有反感的感情色彩。虽然词语组合各异，意义不一，但是一致的是情感态度是否定的。
“崽”通常意义是小孩子与幼小的动物，而在长沙话里成为赌咒保证时的用语，有贬义。张小山兜售商品时夸赞对方并以“崽骗你”作保证，还有黄国辉“崽谈爱了”向姐姐证明自己，颇有发誓耍狠的意味，生活化的口语十分贴近市井人物形象。
最后，在《幸福街》一书中何顿多用以动物为喻体的比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人物特征及人际关系，切合湘方言使用比喻的特征。像对严副主任给周兰签离婚报告时的描写，“他昂起黑黝黝的驴脸……热情得像匹发情的公驴”，这里把严副主任比作公驴，表现他情欲熏心的丑恶嘴脸，为这个人物形象奠定反面人物的基调，为后文他陷害周兰的行为做了初步渲染，以及高晓华与黄琳发生口角时，把黄琳比作雄狮，把高晓华比作狼，表现出二人激烈纠缠的争执场面，以凶猛的动物打斗设定预示他们两败俱伤的感情结局。
价值与局限
（一）价值
《幸福街》既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何顿的记忆、王家镇的记忆，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珍贵文本。如果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唤醒记忆、激发情感，那么这部小说以它结实的现实主义风格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作为一部时间跨度大与人物数量多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本书在爱情叙事方面大致有三点价值意义。
1.表现人物个性与历史变迁，反映时代原色
《幸福街》中的人物从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21世纪的人生历程赋予了作品一个深广度。它使读者不仅看到了现实，而且感悟了历史。林阿亚、何勇、黄琳、高晓华、张小山以及黄国辉他们作为50年代末出生的人，经历了“文革”、失学、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时代风云，少年时代的爱情支离破碎，最后出现两类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
林阿亚在运动中饱受磨难，但是她一直自学上进，有着积极的奋斗目标，所以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考取大学这一步使她接触到了大都市的繁华先进，这也注定她与何勇恋情的破裂。何勇虽然留在了幸福街，但是遵守本分、为人正直的他也一路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与事业，后来在国家扶持农村的政策下何勇一家的民宿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张小山、黄国辉、黄琳以及高晓华都成为时代的边缘人物，由于“文革”使得四人并未继续学业，张小山与黄国辉一直谋求做生意的门路，在开放的政策下找到了经商之道，但是沉迷金钱最后因为入室盗窃杀人被执行死刑。
黄琳的父亲被批斗，她与高晓华一同下乡，两人沉溺在男女情欲中失去理想，黄琳放任自我纵欲，高晓华只顾高谈阔论不能脚踏实地做实事，最终两人婚姻破裂且高晓华神志不清地死去，历史的动荡造成了一代人的悲剧的状况反映在了这几个年轻人身上。
2.塑造了大量女性形象，丰富了人物面孔
何顿设置了赵春花、周兰、林阿亚、陈漫秋、黄琳、杨琼、黄国艳等多个女性形象，总共写了两代人，这在何顿之前的作品中并不多见。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独立的新女性，如林阿亚与陈漫秋。
林阿亚与陈漫秋是在时代变革里突出重围实现理想的代表，她们都在“文革”下乡的逆境中保持学习的心态，努力成就自我。她们俩的初恋呈现相反的结局，正是由于黄国辉跟随陈漫秋进步的思想两人共同向上，而何勇却由于与林阿亚理想的不一致，使两人分手。
二是传统女性形象，如赵春花与周兰。赵春花、周兰，作为母亲一辈，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由此在家庭生活中遭受了伤害，保守传统的思想使得她们严格管束自己的女儿。如赵春花传统思想表现在她隐藏自己与女儿的美貌以求平静度过生活，并且之后在女儿的恋爱中也以女大男两岁为理由反对恋爱。
三是挣扎于时代大潮里的边缘人，如黄琳与杨琼。黄琳由于良好的家庭背景，娇惯成了唯我独尊的中心思想，之后在与高晓华等人的恋爱中也是如此，自傲的不平等婚恋观使得黄琳婚姻不顺、纵欲主义使其理想丧失。杨琼凭借美貌与才能是学生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是丈夫死于车祸后要一人照顾儿子，被迫下岗后无奈之下成为暗娼。
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何顿不仅还原事实，设定了各式形象，并且在艺术方面也有所专注，比如心理描写。
心理化描写体现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女性对爱情的偏执、隐忍、悲伤等情愫就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流露出来的，像周兰面对严副主任又恨又怕又无奈的感情就是如此呈现。
3.结合民间口语写作，展示了地域文化的魅力
《幸福街》中长沙方言运用得恰到好处，符合人物身份与地位，展现人物起伏的心情。
比如杨琼原本是心高气傲的公主般的人物，面对何勇的拒绝她果断放下这段爱恋，但当她迫于生计沦为暗娼时她与老同学相见的一系列言语表达都表现出处于生活困境后她的粗俗麻木，“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卖”“不想嫖我，就别在这里废话”“脱呀，你”，这几句话杨琼都是直奔主题，简单粗暴，并不拐弯抹角，说明她已经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麻木不仁，展现其泼辣大胆的性格的同时流露出作者可悲的慨叹。
还有黄国辉面对感情烦恼时“你这蠢猪”的自骂，表现了他苦于无望感情的懊恼；“崽谈爱了”，以赌咒保证的话语反驳姐姐，表达他的苦闷，同时这也符合黄国辉不学无术的市井人物形象设定。
（二）局限
何顿完全还原生活的书写方式确实具备优点，但其中的缺陷也引人思考。洪治纲认为何顿这种书写大大影响了文本上的艺术纯粹性，也使其小说的叙事显得粗糙，而且缺乏变化和冲击力，甚至出现了自我重复。这一观点在《幸福街》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
在叙事结构上，书中仍是主要采用缺乏变化的线性叙事，以时间顺序展开，一系列人物都是跟随时代进程而完成个人发展变化的，叙述时把各个人物故事并列，但是其间用了一些简单的时空交叠文本结构，过去与现在的联系靠人物回忆方式连接起来，整个结构设置还是显得杂乱的。
作者本意以还原历史作为出发点塑造贴近生活的形象，把叙事最大限度地平民化日常化，但是导致以大众为原型的故事设置出现模式化，如人物致富方式相似、女性遭遇情感挫折原因雷同、女性形象美貌化等。
笔者还认为何顿写作语言缺乏美感，学习自然主义的笔法但是略显拙劣。文本中描写恩爱部分与农村日常生活的语言具有生活本色，虽然能够激发起读者一时的阅读快感，但与沈从文、汪曾祺等人所描写的乡村小说的语言相比格调较为低下，难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