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和卓之乱后白山派的作用其实变得更小了，这一次我们主要分析一下浩罕和白山派勾结的基本机理，从而对更多的问题进行更细致的梳理和解释。
白山派在大小和卓失败之后残余部分就逃亡到了浩罕，当然很多白山派主要成员要么被处死，要么被逮捕送往京师看押，而黑山派则得到了大力度的拔擢。几乎所有的西南部城市的伯克都是黑山派出身的，而这些无一不是由清廷钦定的。浩罕这个国家如果在清廷全力打击的条件下引战根本就是自取灭亡，但是清廷在清朝中后期根本无力把军事重心放在西北部，所以浩罕才有了流窜入境的机会，这是最大的历史背景。很难想象，一个依靠费尔干纳小盆地过活的分封制度的小国家，怎么敢和一个高度中央集权、拥有近千万平方公里领土，三百多万可耕作土地的帝国争高下，只能发生在帝国的其他方向上出问题的时候，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海防塞防之争我就不赘述了，基本意思就是那样。
几十万的绿营兵、之前的精锐八旗兵，都是逐渐腐化堕落而失去战斗力的，但是在某些地方，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在西域的也是这样。他们常年驻守在边界的卡伦（哨卡）上，而且因为兵力部署不足，常常需要以一当十的勇气和力量，所以很不容易的。就算从比较临近的西北调运粮食到喀什噶尔等地，需要的路费成本也很高，因为我们摊开地图看看西域的东西两界之间有多远就明白了，当地的粮食基本上都是伯克、巴依的封地和财产的产出，真正流调到清军手里的很少。所以主力还是需要内地诸省支援。广东、江苏等省出力最多，其他省也都不少，抛去一定的贪污亏空损耗，这些钱真正花在采办粮食上的不多，大部分都用在了运输的差旅费，而且这么多的货物要运进星星峡，这支队伍的安全和运输用牲畜的饲养也都是问题，进入西域后的很多地方根本不长草，所以运输的成本更多的还是要运输队伍自己承担，而不是像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那样可以靠就地吃草省去很多成本。这也是当初就算成本再高也要搞建设兵团的原因。没有粮食你就不可能长期驻留，你不驻留的话麻烦就出来了。要从当地征收太多，必然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活，造成不满，更何况清朝的时候是一群伯克、巴依和和卓，直接改土归流还是很麻烦的，因为在这样的地方，再比如说阿富汗，他们对于剥夺寺主和大弟煮的土地分配给各个农民个体并不买账，因为他们的社会深受联合教团网络的影响。瓦合甫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无论在Tibet还是西域，土地改革都不是以一种世俗社会的必然性社会进步的口吻解释和实施的。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那就是作为叛乱的一种充公惩罚处理掉了。无论是达赖还是三区葛明，包括后来在-年间的多次叛乱，都是作为进行土地改革的有利时机，作为惩罚，他们和其他封建主都被没收了土地特权的财产关系，被迫放弃瓦克夫制度，鼓吹罕纳卡体制的“自愿合作经济”模式美化自己，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此之前，作为外来者的驻军总是不能有效的利用当地的资源维持必要的办公、保持军事存在等任务，所以在财政总量受限制和掣肘的情况下，总是不能保持一支与当地社会人口总量相匹配的治安和国防力量，甚至不得不在一千多浩罕窜匪入境的情况下无法直接消灭他们，而是眼睁睁的看着叶城等地落入窜匪手里，直到后来才发兵收复诸城，为什么需要外来发兵支援？根本原因还是在当地不能常驻大军，所以才把在别的地方依靠其他地方财政的军队召过来暂时性的打击流寇。
在民国时期，虽然处于事实上的大分裂状况，但是军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头蛇财政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对于地方财政的实际控制力进一步提升，所以依赖外部驻军和财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个过程中虽然出现过几次叛乱，但是都没能成功，而众所周知的是，当时西域并不收到北洋或者南京方面的实际节制，连拍过去的盛世才自己也成了地头蛇，割据一方，割据一方靠的就是不依赖内地本部，不依靠外部驻军，当然盛世才是个例外，他在一定程度上抱了莫斯科的大腿，这不算是他自己的真本事，金树仁等还是做了一定的贡献，为后世西北版本的财税“改土归流”做了一定的铺垫，当然，这种铺垫远未达到足以解决问题的程度。但是，无论如何，西域的军事政权终于从浮萍变成了有根的芦苇。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问题上，清朝虽然在当地币明朝做的要多得多，但是改土归流的工作还没来得及做，因为从将西域纳入帝国疆域，到边陲出现危机，尚不到一个世纪，而其他改土归流之地，比如云贵川的边缘地带，都是从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一政策了，他们的武力比起西域的诸部要弱小得多，但是也搞了几百年，赵尔丰《川边奏折》其实就是向更西部开拓和改土归流的序幕，只不过随着他自己不幸被斩首和清朝的灭亡而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从此之后，在边缘地带，军阀为了自充财廪而更加发展财税征收体系的毛细血管，以至于把很多不是汉民的区域也纳入到这个血管系统之中，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发展与承继，虽然他们口头上不见得会承认。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当年农奴制改革的俄国，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军事财政不足了，需要更多的财源，从外部开拓不现实或者不可能，那么只好把原先在帝国范围内的羁縻之地开发出来，这个开发主要是说财政上的归并，他们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重新对财产关系进行确权和认定，否则地方的酋领们是不会坦然接受的。
和卓等的影响力主要还是在胡格诺模式上，而不是财产关系上，纳格什班迪教团原本是很热衷于现世生活和财产积累的，尤其是第三代谢赫奥贝德拉，高度强调财产的积累，但是即便再怎么积累，社会上的大多数财富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在他手里，这样做只会吓跑其他的封建主，使得他们即便不报团取暖，也会尽其所能对抗这种权威施加到自己的身上。到了清末民初，这种财产积累的关系反而变得无足轻重，和卓们的土地财产只占不到全社会的2.5%左右，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就说明人事政治而不是物权政治在这里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但是这都是亚政治生态，真正的大权还要看省督们的财力和对外抱大腿的后台强硬程度而定。然而亚生态也不是可以完全忽视的，毕竟他们会间接的影响纳税人的态度和意志，进而影响到省督的财力和外部大腿们的看好程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会影响大局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造成之前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影响力呢？我认为这和当时的多方因素相关，首先我们看宗教环境，冉巴尼、尕林任耶等派系丛生，就好比百货商店，可以有多种选择，每种经义都有一定的“市场”，所以几乎不可能统一整个思想场域。因为他们现在都没有勇气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搞加盟制，也就无法形成一个具有真正持久影响力的教团，自身不能够吸引到各地方的大封建主的支持，自身的理论有没有什么非常之处，所以也就无法造成什么波澜。
其次，社会关系上，黑山派白山派的时候，叶尔羌汗国接近没落，伊克塔遍地丛生，伊克塔是什么？是有枪有粮还被官方册封和承认的大弟煮，所以你得到了一个封建主的支持，就等于还得到了一支小型军队的支持，而经过清朝的洗礼，这里早就没有公然组织的私家部曲了，即便是大户的和卓家里，主要的也都是全农半农，而非什么武装，有一户比较大的和卓庄园的土地亩，但是整个庄园只有94个人，其中还有50个人专司农耕，剩下的是裁缝、榨油、喂鸟、铁匠等服务人员，根本没有成组织的士兵武装。他们如果想要发动叛乱，主要还是要看其他巴依们愿不愿意配合，而不是自己能做什么，他们能做的就是抱大腿，对外抱英俄的大腿，对内抱巴依和伯克的大腿，伯克巴依们看看这和卓或者阿红手里的资源好不好，胜算有多少，再去决定配合与否，配合到什么程度。其实从大小和卓被打死之后情况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小的派别逐渐取代了白山派和黑山派，他们作为这些派别的后方和跳板，提供兵员和财政的支持，从而维系他们的东侵活动。难道说他们手里掌握的资源多吗？不多，他们敢于叛乱主要是因为自己抱了浩罕的腿，阿古柏那一次是看到白某的叛乱搞得火热，才把大军开进西域的，而且浩罕军队进入西域后不久就分裂，脱离浩罕的控制，在—年间，浩罕自己还被俄国傀儡化，甚至最终被彻底灭国，成为沙俄的费尔干纳省，受到俄国东部军事将领的直接统治。浩罕自身是非常虚弱的，只要想把浩罕征服当做首要的目的，那么浩罕就会被灭掉，无论出手的是沙俄还是满清。浩罕灭亡后，英国取道克什米尔向和田等地的阴谋分子提供资源，而部分中亚人也从河中等地窜入西域，配合俄国搞一些小动作。有的时候，苏联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正直，就和盛世才等省督配合行动，比如说给他的军队提供空袭支援，军火补给等。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大趋势，因为改土归流的大趋势和教门多样化的趋势是不可抵挡的。在这种情况下，巴依与伯克等权贵逐步纳入到完全的改土归流进程之中，甚至被彻底抹除，和卓们自身也更难抓住救命稻草，只得向外求援。
在之前的分析里我常常提到祸水东引这个词，其实英俄在中亚的殖民也是这样，他们的统治时间不长，所以改土归流这种事情他们做不了也懒得做，在包税制等代理人模式下，他们的殖民地存在很大的治安隐患和由此带来的治安成本，因此亟需把这部分成本输送出去，正好借着希望吞噬商业利益解决驻军经费问题的“机缘”对西域不断骚扰。这里我们又提到了商业问题，其实到后期，商业利益随着19世纪末陆上丝绸之路的衰微而彻底衰落，真正的贸易反而是围绕sino的内亚边疆展开的，因为投资农业建设和内部改土归流的成本太高，沙俄与英国殖民者竟然想出在阿富汗、谢米列契等地种植鸦片的方法强行贸易，这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不仅对西域，对他们所统治的殖民地人民来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