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狼（成都）
今年端午节那天，我给大哥送一瓶酒去。因为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聚在一起过节，就把家里的一瓶好酒送给他喝。就在那天，我见了跟着大哥一同出来见我的猫儿。
他身子矮小，跟在大哥身后，真像一只猫。他永远的笑脸恰如那天的太阳一样灿烂。一张娃娃脸，像个中学生一样，让人绝对想不到他已是一个50多岁的人了。
猫儿姓邓，名义，是我的老乡，也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年代后期与大哥一起到的成都，在琉璃场沙发城做装卸工。因为生得矮小，所以在老家打小就有了这外号。
猫儿并不生气人家这样叫他，反倒是开心地笑，好像默认了。人们也就越发这样叫得亲切，仿佛不这样叫才是对他的不尊重。
那时，享誉全国的成都沙发城，坐落在锦华大道上的祝国寺，几乎每天都有运载货物的大卡车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祝国寺紧挨着中和场，是锦江区郊区一个自然村的村名，村委会与沙发城是一个整体。
暂住在这里和中和场的沙发城里的一大拨装卸工，大多是来自我老家川东北农村的农民。除了大哥和猫儿，还有黄二两、五生、建生、鼓儿等二三十人。
所谓装卸工，就是从事装车和卸车的工人，所干的无非是把加工好的成品沙发，或扛或背或抬，稳稳地装到大卡车上；把从外地拉运回来的原材料，从车上卸下来。无论是装还是卸，都是力气活，都是按每车多少钱计酬，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挣到多元，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
忙时，天天有活儿，晚上还得加班。闲时，一两天都没事干。
早先时，他们每个人腰间都别了一个数字BB机，三五个一组，每组都承包有一两个沙发厂的活儿。
没活儿的时候，大家聚在钟老板的茶铺，或边喝盖碗茶边吹玄壳子，或打“二四六八”元的小麻将。有时为了寻刺激，六七个人围着一副麻将牌打七张，血战到底。
大家聚在这里不完全是为了娱乐，而是守着一部座式电话机。突然，哪一个的BB机响了，便马上回电话，那一组的人便不再恋战，迅速结束，骑着单车匆匆赶往装车地点。
在茶铺里，他们都表现得很快乐，大声说话，大声骂人，肆无忌惮地笑，而正式工作的时候却很认真。
我亲眼见过他们装车的情景。一张木跳板斜搭在大卡车车厢后沿，人扛着沉重的沙发走在颤巍巍的跳板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都是小心翼翼的，汗珠子像雨滴一样落下来，砸地有声。
我看着，心被揪得慌。可过后他们却笑着说，这也只是那么一会儿时间，比起在农村吃的那些苦，不算个啥。虽然，有人从车上摔下来受伤的事时有发生，那也只怪自己粗心和运气差。再说，出来打工挣钱，不吃苦咋行呢？
是啊，他们出来打工就没有想着享清闲、图轻松，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挣钱，用劳动获得报酬。虽然干的是苦力活，但他们平常生活都很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几个人一起合租一间屋子，生活却单独开。
当然，遇到某人过生日，大家也会凑在一块儿，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花个百把元乐一乐，也是值得的。
但凡这种场合，猫儿却很少介入，有不少老乡暗地里说他“斗”（吝啬的意思）。具体说来，就是很少买肉吃，不抽烟，不喝酒，只打“一二四”元的麻将，好像他从没有请人吃过饭，也从来没有给自己过过生。但不管人家怎样贬他、洗刷他，猫儿只是咧着嘴笑。
有时我在想，猫儿那么矮小瘦弱，怎能扛起那么庞大的沙发？我从没有亲眼看见过他扛沙发的情形，但可以联想到一只蚂蚁顶着一块蛋糕的样子。
但是，8年还是10年，反正是多年后，就在人们毫不在乎他的存在时，我从大哥那里了解到，猫儿已在老家盖起了楼房，儿子大学也毕业了，读的是师范，在老家当老师。
多少年过去了，沙发城不在了。成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速度之快，是他们这一群装卸工始料未及的。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没有去关心城市的发展——哪怕他们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曾经上百家的家具企业全都搬离了，沙发城没了。如果把沙发城比作一棵树，树倒了，他们这群鸟儿也就飞了。
五六年前的一天，我在路上突然遇见了猫儿。他骑着一辆二四大的破自行车，矮矮的，见着我还是那样的笑脸。
通过简短的交流，我知道他住在这里，离我家仅几百米远。我邀请他到我家去玩，他说改天空了一定去。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都没见他来过我家，我也差不多把他给忘了。直到这条路上的大片建筑物都被拆除，我都没有想到他——我以为，没了沙发城，他和其他人一样早已悄无声息地离开成都了。
直到那天见到他时，我才惊异地发现，这么多年，他还在成都。也就是说，他在中和场至少已待了20年。看着他像个小孩一样跟在大哥身后，穿着好像是多年前穿的那件条纹体恤衫，脚上趿着一双凉拖鞋，依旧笑得那么灿烂，还像过去的样子，一点也不显老。
我在返回的途中边开车边在想，像猫儿他们这些在城市里靠卖苦力挣钱养家的人，平常很少有人去